红头文件“逼捐”有违慈善本意

　　日前，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郭村镇有企业曝出镇政府通知捐款的红头文件。在这份强调以指令性捐款为主的文件中，列出了以镇领导为负责人的捐款计划表，其中涉及政府机关、派出所、村委会、镇企业在内的50余家单位，捐款计划在1000元到2万元不等，总额27.8万元。

　　作为扶危济困的公益性事业，慈善的生命力就在于“自愿”二字。正如我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第四条所规定的，“捐赠应当是自愿和无偿的，禁止强行摊派或者变相摊派，不得以捐赠为名从事营利活动”。尽管该镇民政办一再为此辩解：“一切自愿，企业捐款与否、为啥不捐，由计划表中的镇领导对接，事后也不可能处理未捐款或捐款不足的企业，更不会找茬找麻烦。”但稍具社会常识的人们都知道，“红头文件”是公权力的象征，面对详细列举出“捐款计划”和明确标注有“责任人”语境下的募捐任务，究竟有多少出自捐赠者本能的“自愿”成分和多大任由讨价还价的“回旋”空间？“不会找茬找麻烦”的允诺又有几分可信度？

　　矫正红头文件“逼捐”的行政乱象，需要提升各级政府敬畏法治和依法用权的意识与能力，更需从立法层面为遏制权力干预慈善列出负面清单。首先，明确政府的非募捐主体地位，列举其不得“强行摊派或者变相摊派”的若干情形，厘清政府机关与慈善组织的关系，明确界定政府在慈善事业中的权力边界，防止其在募捐活动中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角色错位。同时，对罔顾民众权益、目无法纪尊严，强制摊派慈善捐款的权力任性之举，必须给予违法必究的严肃处理，以提升其违法成本的办法彰显制度践行的警示性与震慑力。这既是彰扬社会法治的需要，也是回归慈善本源的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