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债扩校应受到严格限制

    江苏省邳州市的一些高中教师反映，他们已经有一年多没有正常领过工资，并不是财政拖欠工资，而是工资卡被法院冻结了，他们甚至还收到法院发来的传票。据记者调查，当地不少学校为追求星级，找老师作担保，举债扩建校区，或者向私人借高息贷款，直至资金链断裂，陷入困境。

    法律对教育设施有着特殊保护，担保法和物权法均规定，“学校的教育设施”不能作为债务抵押，立法初衷在于如果允许以教育设施作抵押，一旦债务还不上，就需要对教育设施以折价、拍卖等方式实现抵押权。这样一来，不仅学校办学目的难以实现，严重的还可能造成学生失学，影响社会安定。

    就本事件而言，在担保法上，只有老师们能够证明受到了债权人威胁或是受到学校欺诈、胁迫且债权人明知，才能免责，这条路显然难以走通。而从合同法角度，若是担保合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将被视为无效。可是，现行法并没有相关强制性规定。

    实际上，类似事件在当地频现，本质上还是由于当地学校领导为了政绩与一己私利大搞举债扩校，炮制了大量烂尾工程、形象工程，让学校承担了繁重债务，把教师也拉下了水，而最终这些债务更将徒增地方政府负担。

    在义务教育的必要资金和设施难有保障的背景下，一些校长、老师为了让孩子们能够有学可上，抛开私利、借钱建校，演绎了不少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可是，这些年来，国家和各地方逐渐加强了各类教育的保障力度，可以说，公立学校借钱搞建设，已经失去了紧迫性、必要性和合理性。

    近年来，国务院曾多次下发文件规定，“农村中小学不得举债建设”；贫困地区“严禁举债建设义务教育学校和改善义务教育办学条件”。但这些禁令通常仅就贫困地区或义务教育而言，并未给出普适的全国性政策，更毋庸谈形成有强制执行力的法律性文件。多数“举债扩校”还停留在一事一议阶段，这就给了某些领导打政策擦边球，权力寻租的空间。

    可见，从长远着眼，必须将“举债扩校”严格化、法治化，对国家已经提供足够财务支持的义务教育学校禁止其举债扩校；而对于一些确有改善教学必要的其他类型学校，也须给出特准情形、程序及必要限制，严格纳入当地长期财政预算，制定还款方案。堵住制度漏洞，才能给师生以权利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