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理服务的“大庆模式”

黑龙江大庆市法学会积极探索化解矛盾纠纷新路径

　　“‘大嘴弟’，我出院了，在酒店隔离。请放心，14天后我一定会回家。谢谢你！”今年4月2日，李奶奶顺利从武汉雷神山医院出院，给远在黑龙江大庆市的杨峰发了这样一条信息。两人素未谋面，但他却成了李奶奶在医院最信任的人之一。

　　杨峰是大庆市的一名民警，也是大庆市法学会法律心理学研究会的心理咨询师，李奶奶是他的心理帮扶对象。在武汉抗疫主战场，大庆市法学会法律心理学研究会先后有60多名心理咨询师像杨峰一样，远程为方舱医院中的轻症病人进行心理疏导。

　　探索建立大庆市社会心理公共服务体系，近年来一直是大庆市法学会的一项重点工作。从最初试水对犯罪未成年人进行心理帮扶，到深度参与长期信访人、案件被害人、服刑、强制戒毒等特殊人群的心理疏导，再到如今探索全方位服务普通市民，大庆市法学会走出了一条依托法律心理学研究会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化解矛盾纠纷的新路径，探索出了社会心理服务的“大庆模式”。

　　一次大胆的尝试

　　大庆市第二看守所，承担着该市所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的羁押管理工作，大庆市法学会法律心理学研究会副会长闫振峰曾经担任该看守所的所长。

　　据闫振峰介绍，该所最多时曾羁押犯罪未成年人80多人，很多未成年人情绪暴戾，常在看守所里寻衅滋事，在法庭大骂法官，这让闫振峰很头疼。“我们尝试过法治教育，让他们去学习法律，但他们许多人出去后没几天又回来了。”闫振峰说。

　　经过深入调研，闫振峰发现，这些犯罪未成年人身上的偏激、负面情绪，很大程度上都来自于他们的原生家庭。于是，他想到了对看守所中的未成年人进行心理疏导，并联系到时任大庆市法学会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副会长的沙继奎，希望借助该研究会心理救助专业委员会的专业力量，帮助未成年人真正走出阴影。

　　但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通常情况下，刑事犯罪的嫌疑人，除辩护人外，其他人不能随意会见、通信。心理咨询师能否进入看守所会见未成年人？针对该问题，闫振峰、沙继奎多方查证，最终找到了法律依据。

　　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订后，最高人民法院于当年底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477条规定：“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人民法院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心理疏导；经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同意，也可以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心理测评。”

　　该条款给沙继奎、闫振峰吃了一颗“定心丸”。于是，大庆市法学会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心理救助专业委员会的21名心理咨询志愿者开始进入大庆市第二看守所，无偿对涉嫌刑事犯罪的未成年人进行心理疏导。

　　心理咨询师孙敬群参与了该所犯罪未成年人的心理疏导工作。在她的记忆中，当时只有17岁的小志的故事，让她至今印象深刻。

　　小志是个脑瘫患者，在一起交通事故中，父亲不幸去世，他侥幸没有大碍，但却因为父亲的离世遭到亲属埋怨，这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打击，并一度想轻生。

　　这种“求死”的想法，直到小志上高中后也没有消散。一天，他产生了极端想法：杀死自己室友，让法律判自己死刑，由此，买了一把刀将室友刺成重伤。

　　到大庆市第二看守所后，小志的情绪始终无法平静，直言要自杀，并不断用头撞墙，说“死了就能见爸爸了”。见到孙敬群和另一位心理咨询师刘洪刚后，小志将自己的经历一五一十告诉了他们，在小志谈到父亲出殡时的想法和行为时，孙敬群也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这是我第一次在咨询对象面前哭出来，他是个好孩子，也挺不容易。”孙敬群说，为了帮助小志打开心结，孙敬群和刘洪刚前后9次到看守所对小志进行心理疏导，使其终于打开了心结。如今，小志开了一家花店，还曾打电话向他们表示感谢。

　　这样的案例，在第二看守所里还有很多。据负责审理未成年人犯罪的大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法官和该所干警反馈，接受过咨询的未成年人普遍都坦诚认罪，并且积极配合各项工作。

　　另外，该研究会对先后帮扶过的20名未成年人追踪反馈发现，许多家长表示，他们回归社会后，变得容易理解人，并能踏实学习和生活。

　　“截至目前，接受心理疏导的‘罪错’青少年没有一个再次犯罪的。”沙继奎表示。

　　服务更多法律实务部门

　　伴随着法律心理服务在犯罪未成年人心理疏导领域的“试水”成功，沙继奎发现，在很多法律实务部门，事实上也有潜在的法律心理服务需求。

　　因此，为了更好开展这项工作，2017年大庆市法学会决定将“心理救助专业委员会”从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中独立出来，成立大庆市法学会法律心理学研究会，并组建了由14人组成的专家组，面向大庆市遴选了80名心理咨询师。

　　此外，有越来越多的法律实务部门工作人员主动寻求帮助，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信访办四级高级法官朱峰娟，就是这样与沙继奎取得联系的。

　　朱峰娟是主动要求从事信访工作的，“很多‘访民’心里其实很苦，甚至已经出现了偏执、人格障碍等问题，我想尝试怎么能更好地帮助他们。”朱峰娟说。

　　到法院信访服务窗口工作时，朱峰娟遇到一个前来信访的人：已经60多岁的李元，是一个小有名气的陶艺艺术家，因为其作品被剽窃，他将对方告上法庭。一审败诉，上诉发回重审后他才得以讨回公道，前后折腾了四五年时间。

　　这让李元身心俱疲，甚至“恨”上了此案的一审法官，遂不断信访。

　　看到这种情形，朱峰娟联系了大庆市法学会法律心理学研究会的心理咨询师沙庆玲和郑春美，与李元进行沟通、交流。起初，李元本人对此十分抗拒，还拍桌子称“心理咨询师就是居委会大妈，能解决啥问题”。

　　沙庆玲说，这段开头不太愉快的沟通共持续了1小时40分钟，前面1小时20分钟，她只充当了一个倾听者的角色。找到一个合适的时机后，沙庆玲突然轻轻问他：“我看你身体好像不是太好，是不是血压有点儿高？”

　　“他当时突然愣了一下，眼眶就湿了，因为折腾了这么久，我是第一个关心他身体的人。”沙庆玲说。打开李元的心理防线后，心理疏导工作很顺利地在20分钟内完成了。最终，李元泣不成声，把自己的委屈发泄出来了。只这一次，他再也没有信访，甚至还自学了心理学。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他心里已经重新构建了一个新的认知，对自己的未来有一个新的期望，彻底走了出来了。”沙庆玲说。

　　向普通人开展心理服务

　　随着大庆市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逐步建立，大庆市法学会法律心理研究会的服务范围从未成年受害人、违法犯罪未成年人、信访人员等，开始面向社会上的普通人。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该研究会发挥了更大的积极作用。

　　杨峰介绍说，对新冠肺炎患者和疑似病例而言，恐慌情绪普遍存在，甚至会影响病人的生理状态。但他们有的人对心理咨询师强烈排斥，这让杨峰一度感到迷惑，直到一位参与过汶川地震心理帮扶的心理咨询师告诉杨峰，在当时的汶川，曾经有一个“防火防盗防心理咨询师”的口号，他才恍然大悟。

　　这位心理咨询师告诉杨峰，抗疫初期，在医疗力量、防疫物资不足的情况下，患者最关心的往往是口罩、床位、家人的情况等，这时跟他们谈心理调节，很多人很难接受。于是，杨峰转换角色，从当一个普普通通的志愿者开始，试着帮助武汉居民协调解决各类问题，每天问候帮扶对象，最终帮助他们平复情绪。

　　武汉市民杨敏就是这样认识杨峰的。疫情防控期间，杨敏的父亲、婆婆相继去世，她本人也感染了新冠肺炎，所幸在方舱医院被治愈，并回到酒店进行隔离。但亲人的接连去世摧毁了她的心理防线。她整日以泪洗面，每天在微信群里哭诉。群里的绝大多数人都是新冠肺炎患者，或者亲人有类似经历，“她一‘哭’，整个群里就‘哭声一片’。”

　　看到这种情形，杨峰私下与杨敏沟通，他先亮出自己的警官证表明身份，同时说有任何诉求他都可以帮忙。杨敏对他说，她想找一名律师打官司，父亲不该死，婆婆不该死，她不知道怎么面对下一步的生活。杨峰表示可以先帮她写一个文字材料，记录下这些经历。

　　随后，在长达三天三夜的时间里，杨敏断断续续地对杨峰哭诉自身的经历，甚至包括小时候受的磨难。杨峰一点一点记录下来，最终写了一份5000多字的材料，并发给杨敏看。

　　拿到这份材料，杨敏大概10分钟左右没有说话，随后她突然在微信上对杨峰说：“我有点不知道写这个东西有什么用了。”

　　“心理学上有一种叙事疗法，她把心理的伤痛说出来后，事实上她已经慢慢接受了现实。”杨峰说。

　　除帮扶武汉的群众外，大庆市法学会法律心理学研究会还面向大庆市内群众、隔离患者、疑似患者和确诊患者开通了热线电话，提供疫情相关心理支持和疏导服务，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目前，大庆市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已经初步建立，大庆市法学会法律心理学研究会还在大庆市第二看守所建立了“法律心理服务基地”。大庆市市域社会治理培训基地和社会心理服务基地也在大庆市人民警察学校揭牌成立。

　　为了解决心理咨询师长期义务工作得不到回报的问题，2018年开始，在大庆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市法学会会长陈宏伟的协调下，大庆市还确立了“政府购买为辅、志愿服务为主的多元服务支付体系”，每年给予该研究会政府购买服务经费18.4万元，为心理咨询师制定了一系列成长计划，提高其工作积极性。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延伸触角，在事后心理援助的同时，兼顾以预防为主的事前心理疏导，深入村屯、社区、大中小学校，开展法律及心理健康教育。”大庆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市法学会副会长杨叶说。

　　（文中小志、李元、杨敏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