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手机进校园须加强法治观念

　　近年来，伴随着移动互联网浪潮的发展，手机的功能日益强大，特别是智能手机早已超越最初接打电话、收发短信的功能。大家通过手机APP软件可以便利地获取各类资讯、参与网络游戏、进行社交聊天，这促使手机在学生群体中迅速普及开来。但由于学生自制力较弱，很容易受到外界环境干扰和引诱，手机渐渐控制了部分学生的生活，以至于有人沉迷其中不能自拔，甚至成了课堂上的“低头族”。这严重干扰了正常教学秩序。手机也被一些学校和教师视为不受欢迎的“第三者”。

　　如何对待手机进校园问题，是众多学校在日常管理中共同面对的难题。有的学校明确规定学生在校期间不允许使用手机，若带手机回校，需要统一交给老师管理；有的学校把手机管理与学生考评、住宿相挂钩，规定违规使用手机要进行停宿处理；有的学校将此视为玩物丧志的典型，采用了简单粗暴的做法。可以说，媒体报道的河南南阳某中学在10月8日举行的手机销毁大会事件，就是学校采用了简单粗暴的治理方法。

　　笔者认为，学校将手机予以没收并当众销毁，实质上是在警示所有学生不可再违反规定私藏手机玩游戏等，也体现了对学生进行严格管理的决心，用心良苦。但好心不一定办好事，更不能以好心就给砸毁行为披上正当性外衣。姑且不论，应受责罚的是学生迷恋手机的行为而非手机，单从“躺枪”的手机来说，其属于民法上的物。从权利主体角度看，它属于学生的个人财物，学校未经学生同意就浸泡、砸毁学生手机，无疑侵犯了学生的财产权。

　　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即使是获得了家长配合，也要考虑到《民法总则》第三十五条关于“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的规定，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在作出与被监护人利益有关的决定时，应当根据被监护人的年龄和智力状况，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应该说，治理手机进校园问题，除一砸了之，还有很多处置方式。校方缺少和学生商谈的过程，是以违法的手段和方式去教育和管理学生，并不能释放出正面的、积极的引导作用。

　　古人云：“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学校不仅要向学生传授知识，更要教会他们怎样做人、怎样做一个合格守法的公民，前提是教育者首先要懂法、守法。因此，学校砸学生手机事件折射出的不仅仅是管理问题，更是教育管理者法治思维的缺失。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宏伟蓝图，依法治校是依法治国的具体要求和具体体现。中办国办近期印发的《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提出“要完善教育立法和实施机制，提升教育法治化水平”。学校作为实施教育的主战场，在日常管理中更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进行治理的能力。

　　从法律视角来看，学校要对学生使用手机行为进行管理，就是对学生权利的限制，而权利的限制必须有正当性根据。因此，笔者建议，在学校管理者与学生之间建立一套商谈程序规则，保障学生能够充分地参与进来，整个过程公开、透明，那么商谈结果应该就是正当的、可接受的。例如，广州有学校把手机管理问题交给学生决定，由学生开展广泛调查后，最后由再制订手机使用办法——学生可以带手机回校，但在教学区（教室、实验室、体育场馆、图书馆、音乐舞蹈室等）不得使用。这不但让学生养成了自觉、自主、自我管理的良好习惯，而且通过正当程序所产生的约束性制度，符合法律正义，管理者执行起来也能服众，更重要的是商谈过程有效促进依法治校，提升了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法治理念和法治精神。

　　（作者系法学博士、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