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浙江创新

    连续8年邀请境外媒体参加全省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会议及新闻发布会，以审判改革创新应对经济发展新常态。

　　4月11日，数家境外组织驻华机构代表以及境外媒体被邀请参加浙江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会议及新闻发布会。

　　自2009年开始，每年这个时候，浙江省高院都会采取这样的方式向外界展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决心、底气和成效。

　　12天前，浙江省刚被中国欧盟商会授予“知识产权友好奖”，以表彰该省在知识产权工作透明度、公正等两方面的突出表现。而这两方面正是取决于浙江对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

　　在这个经济发达且民营经济活跃的省份，也走过知识产权保护的低谷。现在无论是司法机关还是行政机关的统计数据都表明，浙江的知识产权保护始终走在全国前列。

　　浙江省科技厅副厅长邱飞章提供的最新数据是，浙江区域创新综合能力居全国第五位，企业创新能力居全国第二位，知识产权和专利的综合实力居全国第四位。去年知识产权行政调解的案件8584起，占国内四分之一，专利侵权行政调解7900多件，占国内二分之一。

　　司法保护这方面，浙江省11个地市都设有知识产权审判庭，去年新收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近1.7万件，审结1.5万余件，同比均大幅度上升。其中专利纠纷增长迅猛，显示出企业界对核心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尤为迫切。

　　为应对这种新常态，浙江省已形成了一支全部具有法学专业本科学历、七成以上具有法学硕士、博士学历以及部分具有物理、化工、机械、通讯等专业背景的专业审判队伍，他们的创新思维和审判理念不断突破知识产权司法保护难点。

司法保护的审判创新

　　在4月11日浙江省高院公布的知识产权十大保护案件中，嘉易烤公司诉金仕德公司、天猫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的审判创新为国内法学法律界所关注。

  在这起案件中，法院面对的是以“互联网+”为先导的新经济形态，如何界定电子商务平台提供者的知识产权侵权责任，这既关系到电商模式的健康有序发展，也涉及权利人（投诉人）与被投诉人之间的利益平衡。

  本案中，金仕德公司在天猫商城销售了一款3D烧烤炉，嘉易烤公司向淘宝网投诉，称该产品侵权了其专利。但未被审核通过。嘉易烤公司认为天猫公司在其投诉后未采取有效措施，应与金仕德公司共同承担侵权责任。要求法院判令金仕德公司、天猫公司停止侵权，连带赔偿损失50万元。

  天猫公司在被起诉后才匆忙对侵权产品作出下架及删除链接的处理。金华市中级法院认为其未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判决支持了原告的诉求。被告不服上诉至浙江省高院。

　　“司法实践中，在专利侵权并非显而易见的情形下，如果机械适用‘通知-删除’规则，容易导致权利人滥用投诉机制进行不正当竞争。”浙江省高院常务副院长徐杰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

　　浙江省高院基于上述考量，对《侵权责任法》第36条中“必要措施”的类型作了拓展性解释，认为除删除、屏蔽、断开链接之外，“转通知”亦是“必要措施”之一种。

　　浙江省高院将《信息网络传播保护条例》第15条关于“通知-转通知-反通知”的投诉机制类推适用至网络专利侵权领域，认为这有利于实现投诉人与被投诉人之间的利益平衡。

　　“天猫公司作基于其对专利侵权判断的能力、侵权投诉胜诉概率以及利益平衡等因素的考量，并不必然要求其在接受投诉后对被投诉商品立即采取删除和屏蔽措施。但是，将有效的投诉通知材料转达被投诉人并通知被投诉人申辩当属天猫公司应当采取的必要措施之一。否则权利人投诉行为将失去任何意义，其维权行为也将难以实现。”徐杰表示。

　　浙江省高院作出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认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应该保证有效投诉信息传递的顺畅，被投诉人在接到投诉信息后，对于其产品是否侵权，以及是否应主动停止被投诉行为，自会作出相应的判断及应对。

　　案件的判决在国内法律法学界引起热议，也倒逼淘宝网这个全球最大的网购平台完善相关制度和机制。

　　去年，浙江省高院还支持了一起500万元索赔的发明专利侵权案，为专利许可使用费合理倍数的确定提供了有益的司法经验。徐杰表示，通过这些案件的判决，向社会传递司法保护的价值导向。

国内率先“诉调对接”

　　这种价值导向还表现在4月11日同时公布的十大调解案件，这也是浙江省高院首次推出的精品调解案件。

　　“知识产权的案子，维权成本高，举证难、损害赔偿低，而且周期长。”浙江省高院民三庭负责人应向健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多数案件是以个体零售商、中小超市、宾馆、网吧和KTV经营者等侵权链条末端的经营者为被告，虽然标的额较小，但容易出现送达难、调解难、当事人抵触情绪强烈等新问题。

　　为解决这个瓶颈，浙江率先全国开展“诉调对接”。早在2012年12月，浙江高院会同浙江省知识产权局印发《关于建立专利民事纠纷诉调对接机制的指导意见》，在全省10个设区市及义乌市全面推进知识产权纠纷诉调对接工作。

  截至目前，浙江省累积办理诉调对接案件2000余起，不仅减轻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而且缩短了诉讼时间，提高了维权效率。

　　比如，在审理九阳公司与苏泊尔公司、国美公司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一案中，审理法院“诉调对接”，促成苏泊尔公司和九阳公司就26件专利侵权诉讼及11件专利无效行政诉讼达成一揽子和解协议，终结了双方在国内外市场的10多年的恶性竞争。

　　在知识产权诉调对接机制中，浙江高院还联合浙江省知识产权局共同推出“打造专业的第三方独立司法公益平台”的改革思路，力求在强化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主导作用的同时，重塑知识产权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去年7月，这个试点在义乌市开展工作，从行政主管部门、行业专家、资深律师等具有丰富知识产权从业经验的人员中遴选出23名调解员，至今已处理诉调对接案件409件，调解成功202件，调解成功率达49.4%，并推动了义乌市网吧软件的正版化。

　　随后，宁波在此基础上推出的平台具备知识产权诉调对接、知识产权运用转化、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信息和知识产权宣传研究等工作机制，服务社会功能更强，社会参与度更广。

　　过去一年，浙江法院已建立了涵盖机械、化学、软件、网络信息通信等11大类学科的省级技术专家库，以探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技术事实查明机制，来确保技术类知识产权纠纷案件的审判质量。

　　“浙江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将立足全球思维，从聚焦国家创新发展的基本战略和浙江社会经济发展大局着眼，从满足社会多元化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需求入手，找准切入点，切实发挥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主导作用，引领知识产权保护的价值导向，为浙江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和保障。”浙江省高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朱深远表示。

　　在中国法学会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会长刘春田看来，浙江是中国经济发展比较健康的省份，所谓健康是指市场发展、创新程度和法治化程度这三个要素都比较好，而且这三个要素在结合和配置上也做得较好，这值得思考和学习。

　　“知识产权是由技术和知识所引领的财富生产体系，所以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我们为之生存、为之发展的财富生产体系和生活体系。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要坚持公平，按全球化标准去树立诚信观念。”刘春田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