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创新发展的知识产权保护

宋柳平

华为公司高级副总裁、首席法务官

　　当前国家正处在产业转型的关键阶段。产业转型的核心是科技创新。要想使得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具有持续创新的动力，就要建立起一套与世界主流一致、符合企业全球化发展需求、保障其在国际贸易中具有竞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只有建立起能够真正发挥作用的健康的外部制度和环境，才会使得我国创新生生不息。为此，特提出如下几点看法：

　　一、提高专利侵权赔偿额，真实反映中国专利的应有价值；针对故意侵权行为，实施惩罚性赔偿。

　　专利权作为地域性的权利，其内在价值取决于专利所能覆盖的侵权产品制造和销售的总额。要使中国的科技型企业在全球竞争中获得平等的竞争地位，提高法院判赔水平，使中国专利回归到其应有的价值水平是十分必要和有意义的。在优化当前证据规则和实践的基础上，法院应主要以实际损失、侵权所得的计算为基础判决赔偿金额，而仅仅把法定赔偿作为判赔的次要和补充方法。在提高侵权赔偿额这一“基数”的同时，要加速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入法进程，并在司法实践中积极尝试。

　　二、降低侵犯商业秘密的刑事立案门槛，不以侵权人使用、造成权利人重大损失为必要条件。

　　根据当前刑法规定，侵犯商业秘密罪属于结果犯，其侵权构成要求侵权行为给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两高的司法解释中关于“重大损失”有两种标准：一是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二是致使权利人破产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其他严重后果一般是指由于商业秘密的丧失，导致失去竞争优势、丧失市场等。在司法实践中，各地对于损失的认定往往以嫌疑人的非法所得作为基础，也就是以嫌疑人使用为必要条件。

　　上述司法实践导致立案门槛太高，实践中非常不利于保护企业的知识产权，有实证研究归纳为四种情况：一是侵权行为虽然造成的经济损失不明显，但却给企业的长远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且这种不利影响很难用经济价值予以衡量；二是有的侵权行为虽然给权利人造成具体损失，但因数额未达到“五十万元以上”的立案标准，不能追究刑事责任；三是侵权行为给权利人造成经济损失，但经济损失的认定存在较大困难或较大争议，因证据问题无法追究刑事责任；四是“其他严重后果”所指的“造成权利人破产”，在实践中较少见，而“失去竞争优势、丧失市场”等严重后果，则存在取证难或“难以用证据证明”等事实认定方面的难题，据此追究侵权人的刑事责任十分困难。

　　建议降低刑事立案门槛，将具有“其他严重情节”作为“重大损失”之外的构成犯罪的辅助要件，可以从3个方面综合判断：第一，能够具体量化反映情节严重的犯罪数额，包括违法所得、非法经营数额；第二，被侵犯的商业秘密价值。商业秘密的价值越大，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越大，情节越严重；第三，商业秘密披露的范围广泛、价值贬损严重的情形。

　　三、不仅从国内公平竞争角度，还要从国际贸易和国际竞争角度审视知识产权有关法律。

　　知识产权能力和法治能力是一个国家企业的竞争能力之一。从国家角度来看，知识产权有两个重要的功能，第一个功能是保证本国市场的公平竞争能力。使创造者得到足够的回报，侵权者得到足够的惩罚，建立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第二个功能是保证本国企业全球的竞争力。在企业和竞争都是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衡量一个国家的法制有没有竞争力，其实方法很简单：如果美国公司在美国起诉，中国公司在中国反诉时能不能获得平等的制衡地位？当前的答案，恐怕不是肯定的。无论从纵向的我国未来发展需要的角度，还是从横向的世界贸易和投资竞争的角度，都要求我们自动自发地建立起这样一种可供制衡的制度和能力。

　　四、严格遵守市场化、法制化两条大坝。

　　专利制度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法治经济，市场化与法制化是事务的一体两面。专利权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法律赋予的权利，因此市场与法制是其运转的基础和条件。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在创新与专利工作中，都必须严格坚守市场化、法制化这两条大坝。

　　法律制度保障和促进市场竞争，指引并约束经济人与政府的行为，以实现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大化。法律制度的制订与完善，要抓住影响创新与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进一步解决好创新动力问题，以吸引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创新事业中去。当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创新的投入产出比不高。具体来说就是专利侵权举证难、赔偿低，创新回报不高，但企业做创新耗费和支付的成本太高。

　　总之，相比较而言，企业思维要更加法治化，而政府思维要更加市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