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什么止住高铁争夺战

在“高铁政治经济学”之下，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地方群众，都纷纷把高铁当成了幸福的代名词。于是，一场高铁争夺战就此打响：湖南的邵阳与娄底、河南的新野与邓州，地不分南北；政府拼命、百姓请愿，战不分官民，悲情牌、贡献牌、优势牌，牌牌用心；战友圈、老乡圈、校友圈，圈圈出力。

然而恶果也随之而来：地方要花费诸多精力财力物力，去论证、去做可行性方案、去跑去活动；群众从希望到绝望，从功利到浮躁再到不满和对抗，甚至不惜发出“逼宫”之声；而上层，从A方案到B方案再到中间方案，规划线路也在人为或非人为的影响下一再变更，更不排除提供滋养腐败的温床。种种弊端之后，我们无疑要问，这场争夺战是否有意义？又该拿什么止住这场争夺战？

“法者，定纷止争也”，遗憾的是，在高铁硬件已经走出国门的今天，高铁立法的软件建设却迟迟难以跟进。相关的高铁建站标准、高铁规划程序、高铁运营安全等方面规范也依旧凌乱而散落，甚至不免置于暗箱之中。但也就是这种悬而未决、名分未定的情形，加之规划后置的无序状态，迎合了缺乏秩序感和规则意识的底层需求，而在地方发展渴求的外衣下，释放出合理争抢的因子，这就为高铁争夺战制造了可能。

制止这种无序的争夺战，首先应从法律、行政法规角度建立民主、科学的行政规划确定程序，这也是全面实现政府职能、解决公共问题、调整均衡各种利益的重要保障。民主而科学的规划程序核心在于规划前置，而规划前置涵括进驻标准先行、实地科学化考察以及对各地区、各阶层利益的综合考量，之后于公示中给予明确的行政目标、附带充足的说明理由，同时制定下一步发展相应的时间表和配套方案，让失利者有其他途径得以利益均衡或有下一阶段的期待可能。

其次，依法规划不应排斥利益导向。底层的高铁饥渴实际上更多是项目饥渴、经济发展机遇饥渴和政绩饥渴。在双方建高铁站的科学性、利益可能性接近均衡的情况下，不妨借鉴市场交易机制，由双方对高铁进驻价值进行预判和评估，之后由让渡方列出价值匹配的利益清单，由对方从获取的“高铁利益”中进行支配。

由此，让渡方虽然没有获得高铁项目，但是获得了相应价值的利益，这种利益可以包含商业机会让渡、高速公路建设、资源转让以及当地市场进入的优先机制和保护机制，这对于高铁争夺失利者无疑是好事一件，借此有了官方的复命资本，民间也不至于产生诸多质疑，可谓取得双赢，又何乐而不为？

在无序状况的恶性竞争导向下，国人向来赢得凄惨、输得不甘心。若我们依法强化社会的秩序感和规划合理性，或许惨烈竞争就无从说起；而若我们能实现彼此让渡，实现利益均沾，双赢局面其实就在不远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