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不收礼”不能靠承诺

元旦、春节前夕，太原市在广大党员干部中开展了“廉洁自律、拒收节礼”承诺活动，截至2014年12月28日，全市有117824名党员干部上报了承诺书。（2014年12月29日人民网）

节日期间，往往是人情腐败的高发期，为此，太原方面采取让干部递交承诺书的方式，防止干部违规收送礼品，其初衷自然是好的。但纵观近年来各种各样的“廉政承诺”，大都在实际执行当中流于形式，并没有收到理想的效果。为此，太原市纪委要求党员干部书面承诺“不收礼”，其最终结局恐怕也是有点悬。党员干部书面承诺“不收礼”是靠自觉还是靠监督呢？是权力部门自行掌握还是接受公众评判呢？如果这些问题不厘清，干部承诺不收礼如何跳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怪圈，就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其实，不收礼本来就是领导干部最基本的原则、最低的底线，“承诺”不收礼，反过来理解，就是降低了对领导干部的要求，这是“底线的退却”。如果领导干部能够严格要求自己，如果监管部门能对腐败“零容忍”，那任何形式的“承诺”根本就不需要。当然，笔者无意否定太原要求干部做出“不收礼”承诺的诚意，但这并不能阻止公众对治理效果堪忧的怀疑和对强化治理的渴望，二者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也就是说，能否摆脱“不收礼承诺”沦为纸面规定，已经成为此项活动能否满足公众期待的重点。

说到底，干部书面承诺“不收礼”仅仅是看上去很美，能否真正做到“不收礼”千万不能靠承诺。窃以为，与上报承诺书相比，完善的制度和无缝的监督，才更能发挥效用。以清廉而著称的新加坡政府对于公职人员明令规定不得收受礼品，其规定就颇为详细：不得接受下级人员的邀请出席娱乐活动；在不便于拒收礼品的情况下，要将接受下来的礼品上交，如本人需要此礼品，须经上级批准后按礼品价格付款；如果因为退休而要接受下级所赠礼品，则必须申报所受礼品不得超过50美元；如果接受属下人员的款待活动，则必须报告款待的时间和地点，款待活动必须适度，不能超过款待者每人月工资的2％。

借鉴新加坡的经验，我们与其让党员干部做“不收礼承诺”，倒不如尽快完善相关制度，对党员干部收受礼金礼品数额、形式及相关处罚做出明确规定。同时，敢于善于把监督的权力真正归于公众，而不是陷入公权力“自己监督自己、自己惩罚自己”的陷阱。如此，才是拯救干部形象以及整肃官场各种不良风气的一剂良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