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议唐律中的危害国家安全罪

　　自古以来，我国形成了世界法制史上独树一帜的中华法系，积淀了深厚的法律文化。中华法系形成于秦朝，到隋唐时期逐步成熟。《唐律》“十恶”重罪中的谋反、谋大逆、谋叛、大不敬等“四恶”，用现代法律语言概括相当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

　　关于谋反。该罪是“谋危社稷”。古人认为“社”为土神，“稷”为谷神，土谷之神“社稷”用来代指国家或朝廷。但这里所言的“社稷”实际上是皇帝。《唐律疏议》解释说，老百姓是靠粮食生存的，皇帝是土神、谷神的主人。皇帝安好，土神、谷神就安宁，就会有好年成，百姓就能有吃的。臣民图谋反叛，皇帝的尊位不安全，那土神、谷神又能靠谁存在？这一法条不敢直呼皇帝的尊号，所以就托名改叫“社稷”。

　　关于谋大逆。该罪是“谋毁宗庙、山陵及宫阙”，即预谋毁坏皇家的宗庙、陵墓及宫殿。宗庙、山陵及宫阙是皇权物化的表现形式。

　　关于谋叛。注文说该罪是“谋背国从伪”，即投敌叛国。《唐律疏议》将该罪解释为如下几种情况：一是图谋背叛本国，投奔外国；二是翻越城池，投向非法的伪政权；三是图谋把奉命守卫的土地随同献给投奔的敌人。该罪实际上包括投敌叛国和分裂国家两类。

　　关于大不敬。《唐律疏议》解释说，该罪之所以命名为“大不敬”，是因为“责其所犯既大，皆无肃敬之心”。具体情形表现为：一是盗窃皇帝祭祀时供神的物品；盗窃皇帝本人使用的物品；盗窃及伪造皇帝的印信。二是指名毁谤皇帝；对抗皇帝命令；破坏君臣礼仪。三是配制御药不合原方，御药的煎制说明或煎制方法有错；烹制御用饭菜，违反食禁；制作御用舟船不牢固。

　　上述《唐律》四方面的危害国家安全罪，具有以下几方面特点：

　　第一，《唐律》中危害国家安全罪的客体是尊奉“君为臣纲”的皇帝制度。第二，《唐律》中危害国家安全罪在犯罪客观方面，一是只要有行为，即为既遂。《唐律·贼盗律》规定：“诸虽谋反，词理不能动众，威力不足率人者”，即犯罪嫌疑人虽然号召了、带头了，但不能发动民众、无人响应，没有产生结果，“无能为害者”，也要定罪而斩。二是虽无行为，而有言论，亦可定罪。《唐律·贼盗律》规定：“口陈欲反之言，心无真实之计，而无状可寻者”，即只是随口说说，说过就算，根本没想去付诸行动，而且也确实没有任何谋反事实，但也要定罪而处“流二千里”。三是虽无行动、只要有谋划，即构成犯罪。《唐律·贼盗律》规定，谋反罪“谋危社稷，始兴狂计，其事未行，将而必诛，即同真反”。第三，《唐律》中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犯罪主体，既可以是一般主体，也可以是特殊主体。如“谋反”罪的犯罪人，可以是统治集团内的篡权者，也可以是故意危害皇帝人身安全的工匠；“谋叛”罪的犯罪人可以是“亡命山泽、不听追唤”甚至“抗拒将吏”的平民百姓，也可以是达官贵人。第四，《唐律》中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犯罪人在主观方面一般都是故意犯罪。但威胁皇帝人身安全的行为，即使是过失，也按“十恶”而重惩。关于前者，谋反、谋大逆、谋叛中的“谋”都表明了“故意”的性质。关于后者，“大不敬”中合和御药不如本方，造御膳犯食禁，造御用舟船不牢固等，其主观方面可能是失误，但《唐律》对犯罪人都处以绞刑。如属故意，那不但本人处斩，家属也要缘坐。第五，《唐律》对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罪犯本人不仅严惩不贷，还要株连亲属。第六，《唐律》规定包括危害国家安全罪在内的“十恶”重罪为“常赦所不原”，即一般的赦令不得赦免。第七，《唐律》规定贵族、官吏犯了“十恶”罪，不得享受议、请、减、赎等特权。第八，《唐律》规定一般死刑是秋后行刑，但“十恶”中危害国家安全的谋反、谋叛、谋大逆应处死刑者，不受时间限制，“决不待时”。

　　上述《唐律》中危害国家安全罪的几个特点中，株连无辜亲属、没有实施犯罪行为也要定罪等属于不合理的法律规定。用现代法治观点研究中华法系，剔除其糟粕内容，借鉴其合理成分，对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引导全体人民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具有积极意义。

　　（作者为河南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