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权是具体性权利

——读《生存权论》有感

□特约撰稿 罗欣媛

日本学者大须贺明专注宪法学研究，出版了诸多著作，其中《生存权论》一书被后人奉为学习、研究生存权的必看之书。本书主要运用大量比较研究手法，以各国法律法典及案例，论证说明了生存权应当是具体性的，而不是当时主流观点认为的纲领性的。本书分为生存权总论、生存权的法的性质与内容、生存权性质侧面的基本权、审判中的生存权论四个部分。它从经济性、社会性、文化性内涵的变迁入手，探讨了不同时期生存权的实现方式，从而论证了生存权的抽象化会使得其无法被实际、有效实现，因此，应当将生存权具体化，使其真正解决生存、贫困等问题，实现保障和救济。

在研究生存权的发展史时，作者引出平等原则这一概念，从而联系到福利国家。作者认为，福利是建立在行政国家背景之下的，福利的提供与国家行政模式相关联，它需要政府的行政权。人们对行政国家认识的不足并不是阻碍国家发展福利。在大须贺明先生看来，福利与行政国家的发展是相互促进形成的。因此，其在讨论福利、生存权、平等性这些问题时，是建立在所有国家模式、制度均适用的基础之上，不存在意识形态问题。大须贺明将生存权与平等原则相联系。他认为，论证生存权的初衷是为了解决经济性贫困。生存权的内涵具有一定滞后性，这是法的滞后性带来的。平等性在生存权中体现的是对社会的平均“照顾”能力，忽略平等性原则，生存权即失去保障意义。福利在平等性、生存权中被视为最具现实意义的一部分。福利的发展可以弥补生存权在现实中的滞后性，从而实现平等性，甚至保障意义。

作者一开始就将生存权作为具体性权利进行论证，然后提出要对生存权进行司法保障。作者认为，生存权不是抽象的，是具体性权利。生存权保障的是最低限度生活标准，这也是生存权具体内涵的一部分。另外，生存权的主体是确定的，承担的对象也是确定的即为国家，基于此，生存权是具体性权利而不是抽象性权利。从生存权的实现和内涵看，生存权在设定时，即指出了特定的责任主体：最低限度生活标准这一相对概念。在生存权实现问题上，作者指出，生存权需要司法保障来实现。

作者通过对生存权发展历史的回顾，说明生存权的存在具有现实意义，它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才被设置进宪法中。因此，围绕生存权的所有研究都应该站在是否能够解决现实问题、是否能在实际实现保障底线的基础上去进行。这说明生存权具有具体的设定标准。书中的福利国家、平等性原则，其实都是在强调生存权是“法”中的权利。由此可知，为了保障法的稳定性时，就可能会使得生存权天生具有滞后性，福利不等于生存权，平等也不等于生存权，但是福利和平等均能对生存权的滞后进行弥补，因此，生存权是最低保障线。如果这个“线”是抽象的，它的内涵会非常广泛，福利、平等也无法以其为标准进行设置，这会导致生存权束之高阁。

在全书最后两章，作者大量列举日本的案件、日本最高法院的裁判、著名的理论学说等，论证了生存权具有具体性的性质。无论是教育，还是环境、劳动，这三种权利都是当时背景下与民众关系最为紧密的权利。这些权利是生存权在不断变迁过程中丰富延伸的内涵，是具有具体性性质的权利。一方面，内涵的具体说明生存权是具体的，另一方面，如果教育权、劳动权、环境权等是完全抽象性的，那么在司法保障时，就不能对其进行实现。因为司法保障需要权利具有具体性，如果它是抽象的，无论对于权利者本身还是义务者，它都无法判定权利被侵害的界限，从而使得司法无法对其实现真正的救济。因此，生存权是具体性权利。它的具体性有利于保障权利者，推动社会福利待遇不断提高。

（作者系四川师范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指导老师为四川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熊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