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强制”一词惹的祸

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冯琪雅提出，为降低出生缺陷发生率，建议恢复强制性婚检，其事关国民整体素质和人民群众幸福感，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婚检制度是“强制”还是“自愿”，部分民众有误解，有的混淆了概念，有的设定了伪命题，有的因专业用语被“非专业解读”误导。因此，可以说，这都是“强制”一词惹的祸。

学界因为“强制”一词，引发了关于人权是否受到侵害、隐私权是否被剥夺、行政权是否可以“强制”等问题的激烈讨论；民政部门更是因为“强制”一词，在政府权力应当受限、人的自由要得到充分保障、政府应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等“现代”价值判断中，被指将婚检作为婚姻登记的前置程序是错误理解适用法律、行政权力干涉公民权利甚至涉嫌侵犯人权，婚检是为了乱收费等。故而主动将“权力出让”，“还权于民”，使婚检成为完全“自愿”的行为；而公众因为“强制”一词，触动了害怕被“强制”的敏感神经，做出了“凡是强制的就必须抵制”的决定，在取消婚检“强制”后，大量婚姻登记当事人不进行婚检，婚检率大幅下降。

笔者认为，在法律对婚检制度做出不同规范的流变中，许多人忽略了法律对行为的引导、评判、教育、示范和行为结果的预测作用，把本是对法律设置婚检为前置条件的正当性、如何平衡公权力和私权利、如何协调隐私权与知情权、如何区分权利与义务等法律专业问题和利益博弈问题的讨论，统统归结为“强制”或“自愿”的讨论。若不使用“强制”或“自愿”作为婚检问题讨论的关键词，而是讨论婚检是“义务”还是“权利”问题，那么其中涉及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冲突等问题则迎刃而解。若大家将讨论重心转变为婚检与否的社会影响、婚检的费用支付、人性化的科学婚检方法、深入细致的宣传引导等，情况会如何呢？其至少充分呈现了立法的伦理考量、谨慎与克制，执法的合理合法、公正公开，守法的自觉自愿、责任担当等。

笔者认为，如果讨论建立在为保护母婴健康、家庭优生优育、提升人口质量、着眼民族未来等目的实现上，法律需要克减一定自由权利，设置适当“义务”来达到目标，就不会出现非此即彼的观点和做法，因为这是利国利民的常识性价值判断。但使用“强制”一词扰乱了讨论场域。查看“强制”一词的词义可见：“强制是指以某种无形或者有形的力量强力约束人或者物。或以这种力量来使人/物执行/被执行某项行动/操作。通常这种行为是执行/被执行的人/物不情愿的（非自然化的）。”因此，“强制”一词的使用，让大家的讨论因对“强制”的反感和恐惧而失去了共同语境平台，偏离了问题本身，呈现出带着情绪的“自说自话”。

（作者系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会理事，江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