遏制网络盗版需要健全侵权查处机制

　　因认为《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公司和同方知网技术公司未经允许，将当代著名作家汪曾祺先生的作品《受戒》在中国知网等平台上向公众提供，侵犯了涉案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提起诉讼，索赔5万元。目前北京海淀法院已受理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之中。　

　　如果说，过去纸质媒体有严格的审查制度和出版许可，但现在网络改变了这种格局，侵权人借助网络可以轻而易举地大量低成本地复制、传播别人的东西。著作权法作为知识产权保护的基础性法律，自2001年至今未进行实质性的修订，但16年中数字技术、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已使知识产品的制作方式、传播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时，资本来源逐渐多样化，行业惯例正在形成，不断地给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实践带来新思考。

　　目前，我国已经基本建成一套相对完善的版权保护法律体系，实现著作权保护的“有法可依”。但著作权法自1990年全国人大通过，到现在已经27年了，从现在的技术和社会发展来看，有很多地方已经不适应了。如著作权法中将著作权细分为17项权利。而随着技术的发展，作品的传播方式越来越多。数字化的作品，既可通过卫星传输，也可通过有线和无线的网络传播。尤其是随着三网融合的实现，放映权、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就很难区分和界定。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性使用和发展，网络逐渐成为智力创作的一个重要平台。但与此同时，针对网络版权的侵权事件，却呈现出愈演愈烈的态势。在此背景下，一方面，市场需要数字出版提供更多的优质作品；另一方面，对于作品的版权保护也更加困难。现行涉及著作权法律法规在解决这些纷争时，往往呈现出很多缺陷与不足。

　　虽然，著作权法自1991年6月1日施行以来，对保护著作权人的权益、激发其创作积极热情、促进文化艺术的繁荣发挥着作用，但基于当时特殊的社会背景和经济基础，立法者无法预见未来著作权领域的发展趋势。纵观亚洲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著作权立法进程，日本自著作权法制定以后，已经修订过35次，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已经修订过17次，新加坡已经修订过7次，马来西亚已经修订过6次，印度也已经修订过5次，而中国著作权法自制定之日起至今，只完成两次修订。修订次数最多的日本，目前也是亚洲地区著作权保护最为完善的国家之一，《著作权法》修订的频率，基本与著作权保护的完善程度成正比。

  应该看到，网络版权侵权问题与现行著作权制度的不完善有密切关系。因此，中国的著作权法也应该及时修订，以适应目前新形势、新情况发展的要求。尤其是在网络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及时修订著作权法，以解决不同时代背景下的著作权难题，已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一方面，著作权法保护的门槛不能设置太高，而是要把如何实现权利人的权利放在重要位置。鉴于互联网海量特点，如果按照传统的授权模式，就需要和上万个作者签协议，操作起来十分复杂，难度很大。因此需要建立互联网环境下便捷的作品授权通道，既能使著作权人的权利受到有效保护，也能使其作品得到广泛传播，建立起权利人和渠道使用者利益平衡的良好版权秩序。另一方面，进一步明确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扩大著作权法定许可的范围，建立著作权补偿金机制，构建著作权人与使用者、传播者和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平衡，把鼓励创新和推动著作权相关产业，尤其是互联网产业的发展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