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荆：要为流动人口融入城市创造条件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深入，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越来越突出。张荆教授建议，政府通过学校教育、社会宣传，在外来务工者聚居区，重塑犯罪违法、犯罪可耻的文化规范。

　　今年1月12日召开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指出，我国刑事犯罪案件中，跨区域流窜作案占50%以上，沿海一些地区甚至达80%以上。近年来，流动人口犯罪已成为社会突出问题。

　　在此次会议上，针对打击流动人口犯罪，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提出，要借鉴广东、宁夏银川等地实行“二维码”管理模式、建设人脸识别视频门禁系统的做法，结合实有人口、实有房屋管理攻坚行动，探索以出租房屋为重点的流动人口管理新模式。

　　据《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2015年我国流动人口规模达2.47亿人，占总人口的18%。北京工业大学法律系主任张荆教授表示，一些大中城市的流动人口中70%为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即80后、90后农民工）犯罪问题越来越突出，备受社会关注。

　　近日，张荆教授接受民主与法制社记者专访，从观念、社会政策、地域犯罪亚文化、社会心理因素等方面，专门剖析了流动人口与犯罪关系的问题，并提出了治理与预防建议。

歧视性政策与犯罪

　　德国刑法学家冯·李斯特曾说过“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张荆认为，在考虑犯罪问题时，有必要对社会政策进行考察。我国部分社会政策的不完善与流动人口问题、部分农民工犯罪问题相关联。

　　在张荆看来，城市管理者或城市居民，一直把农民工当作城市过客，而不是未来城市的建设者和市民，甚至歧视农民工群体。“伴随这样的观念，就会产生一些歧视性社会政策，如户籍制度壁垒、同工不同酬、社会福利差异及农民工子女就近入学难等问题。”

　　有调查显示，被歧视是农民工群体犯罪的重要原因之一。2011年，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分析与犯罪研究的调研报告》显示，有的新生代农民工因受到社会歧视，引发其对所在城市归属感、认同感缺失，从而走上犯罪道路。

　　张荆曾在北京市朝阳区沙子营村调研发现，租住在该村的农民工大多来自河北沧州。“他们不少人来北京五六年了，还没有去过天安门，也没有这个意识,他们觉得走出去，会被外面的世界歧视或排斥。他们对外面陌生的城市社会有一种恐惧感。”

　　“歧视与犯罪之间，更多是一种间接关联关系。歧视性政策的存在，必然使被歧视人生活环境恶劣，比如在学校、邻里关系相处中、找工作时容易遇到麻烦和歧视。这些恶劣的周围关系会影响其行为和心理，容易滋生犯罪。”张荆说，“许多时候，人们不一定能意识到犯罪行为是歧视造成的，但是确实是歧视影响农民工工作生活环境，从而使他们的生存环境变得恶劣，并与他们现在和未来的犯罪行为发生关联。”

　　张荆认为，目前流动儿童和流浪儿童的犯罪问题应得到更多关注。“民政部每年会救济51万流浪儿童，我们通过对这些儿童调研发现，流浪儿童中有三分之一存在轻微的犯罪倾向。有的男孩子有盗窃、顺手牵羊的行为，有的女孩子存在卖淫行为。”

　　《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2016）》显示，我国2.47亿流动人口中，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约1亿人。张荆担忧，这些儿童长期不在父母身边，没有爱的体验，他们的社会化成长过程受损，很容易导致其未来心态和行为模式不健康。这会为未来的犯罪预防带来难题。

失范的环境与犯罪亚文化

　　2011年有媒体报道称，湖南永州市道县孕妇小偷携儿童流窜作案。据道县官方统计，2010年至2016年4月，该县每年“外流盗窃案”大约有四五百起，涉案人员多是孕妇和儿童，甚至有女子为作案10年生8个孩子。

　　据公开资料，有媒体到湖南道县涉案孕妇相关村镇调查发现，村里很多男性外出打工，多留老人和儿童。许多犯罪团伙常以孕妇和儿童的特殊身份逃避法律制裁。

　　据道县公安局民警介绍，这类外流盗窃作案一般由两到四个人组成，其中一人是儿童，成人则以怀孕或正在哺乳期的女性为主。作案过程分工明确，通常是大人假装购物掩护，小孩实施盗窃，盗窃对象主要是手机、现金、提包等。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65条规定：怀孕或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可以采取取保候审。“孕妇取保候审，孩子盗窃又不负刑事责任，所以出来以后又多次作案。他们通过盗窃发财致富，在村里盖起了楼房。江西有个村子，也靠流窜作案盗窃致富，祖祖辈辈都这么做，所以他们并不认为这是什么问题。”张荆说,“这是典型的地域犯罪亚文化。”

　　另外，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城中村”，其村内租住的农民工多来自同一个地方，且多通过亲朋好友介绍聚集在一起。张荆分析，这是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与国外不同的特殊现象。这使得他们很难融入城市中去。虽然民政部一直发文要让农民工融入城市，但是他们没有勇气，也没有条件融入城市。

　　张荆称，虽然类似区域里大多是熟人，但是这和他们原来祖祖辈辈生活的村庄不一样。在自己家乡解决矛盾冲突，靠的是家族长老或村里有威信的人。但“城中村”大多数是外地迁移来的年轻人，没有长老，也没有约束机制，彼此就很容易失范。

　　张荆认为，由于许多外来农民工租住的城中村缺少规范文化、管理混乱，以至于出现了矛盾冲突没有社区化解能力，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做，也不敢求助于警察，更不敢求助于当地政府，使得矛盾激化或自生自灭。

为外来者融入创造条件

　　据张荆介绍，除我国外，英国、法国、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都随着城市化的发展，犯罪率有所上升。但日本、瑞典、瑞士、新加坡等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犯罪率则比较稳定，甚至还有下降。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本，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迅速发展的过程中，除了与交通相关联案件有所上升以外，财产犯罪、凶恶犯罪、粗暴犯罪均有所下降。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张荆结合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到东京都中野区调研的经历表示，东京都政府的管理思路是：农村人涌入城市就是城市的一员，应当让他们有好的生存环境。因此，日本基层政府主导为其提供公租房，并免费为他们授课、培训，在农民工聚居区建立咨询机构，无偿发给他们一些城市生活指南等小册子，帮助他们了解城市，更快融入城市。

　　张荆建议，我国可以效仿日本在农民工聚居区域建立一些咨询机构，向农民工提供法律等各种咨询，免费发放一些城市生活指南等小册子，帮助农民工尽快融入城市。

　　张荆说，外来人口刚到城市前两年最难融入。这两年也是克服文化冲突的很重要时期。在这两年内，政府可以通过一些社会组织，如同乡会等对其进行积极引导、管理。政府还可以鼓励农民工成立类似组织，对刚涌入城市的农民工进行适当监管和引导。

　　张荆建议，政府通过学校教育、社会宣传，重新在进城务工人员聚居的区域塑造犯罪违法、犯罪可耻的规范文化，扭转其社会环境，并为他们寻求稳定的就业和经济来源。“公安机关还要加大破案率。破案率低犯罪成本就低，犯罪团伙的气焰就会嚣张。一旦公安机关提高了破案率，犯罪团伙犯罪的成本加大，社会震慑力就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