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社会信用需要靠制度日臻完善来完成

　　一部条例草案，在提请表决前，先后历经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四次审议，在湖北立法史上尚属首次；在没有上位法依据的情形下，湖北省人大常委会从湖北实践出发，探索性地对此项工作中的现实难点重点问题作出规制。这部地方性法规就是《湖北省社会信用信息管理条例》。该条例近日在湖北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上获得通过，并将于7月1日起施行。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持续繁荣，但中国的社会信任却未能得到同步发展。虽说，中国社会情绪总体的基调是正向为主，但仍存在一些不利于个人健康和社会和谐的负向情绪。中国社科院此前发布的《社会心态蓝皮书》显示，中国社会总体信任指标进一步下降，低于60分的“及格线”，出现了人际间不信任扩大化、群体间不信任加深等新的特点，并导致社会的内耗和冲突加大，群体间不信任表现为官民、警民、医患、民商等社会关系的不信任。  

  目前，整个社会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社会结构剧烈变化，社会利益日益多元，社会价值日渐多样。尽管社会层级出现一定分化属于正常范畴，但人际间与群体间的不信任日渐拉大，也成为激化社会矛盾、酿成社会冲突的诱因。在传统社会里，人际交往主要在血缘和地缘基础上展开，其特征是熟人信任，实质上是关系信任。处在急剧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传统的信任模式逐渐失效，现代的信任模式还在生成，在这种新旧交接的情势下，社会信任呈现一种空白状态。究其原因，一方面，身处现代社会，由于面对的是陌生人世界，关系难以覆盖所有方面，良好的人品、名声等个人特质已不再是最有效的信任保障因素。人际信任的持续下降反映着社会发展的失衡，也昭示着社会改革的紧迫。另一方面，社会整合就是促进社会和谐，防止社会的排斥与分裂。社会整合机制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社会文化、价值观及其传播载体；二是社会制度、规范及其执行机构。但社会整合机制运行中的失当对社会信任状况造成了一定的毁损。近年来之所以形成“老人倒地扶不扶”的道德困境，就是与这两个方面的运行不当密切相关。

  现代社会信任模式的特征是普遍信任，实质是制度信任。然而，道德失范、信任缺失已经使我们社会的人际纽带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方面，重建社会规范、修复社会信任是一个需要不断努力的过程；另一方面，社会生活每天都难以离开信任这一保障。因此，当务之急是靠社会管理创新，寻找规范重建、信任重构的应急举措。一方面，切实关注社会阶层意识，关注社会中低层认同群体的心态和处境，切实保障他们的权益，避免群体和社会冲突的发生，避免社会的割裂。另一方面，切实关注社会情绪，特别是关注社会负向情绪，尽量消解那些不利于社会良性运行的负向情绪。而消解负向的社会情绪要依靠对正向情绪的激励，要靠切实满足民众的基本需求，建立公平有序的社会秩序，尤其是充分发挥公共权力在建立社会信任机制的核心作用，从制度层面建立社会信任机制，摆脱社会信任困境。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国务院先后出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征信业管理条例》《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推动信用制度建设。同时，《征信管理条例》和《征信机构管理办法》具体规定了征信业基本规范，为在时机成熟时出台统一的社会信用法打下坚实基础。

  大到社会，小到个人，没有信任，便如大海里的船，看不到航行的标识。在社科院的报告中，调查者提出了一些对策和建议，包括关注社会心态和阶层意识，发挥公权力在建立社会信任机制中的核心作用，建立高效廉洁的公共服务体系，倡导和正向激励核心价值等等。这些建议都是良方，只是更应纳入社会的整体调理。其功用的发挥最终还需倚仗上述那些社会建制的完成。而这种指向公正平等的社会建制，正在深水区等着我们的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靠近。让老百姓整体互信程度止跌上扬，说到底就是要通过永不止步的改革日臻完善来实现。中国社会目前的改革信念已非常强烈，这不仅是发展的需求，也是健康互信伦理生活的冀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