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地中考背后的制度困境

    异地中考改革，必须与户籍制度改革、中小学生学籍管理制度改革等协同推进、有效对接。还应该加大各级政府财政对基础教育发展的统筹力度，建立学费随学籍走的经费流动机制。

　　“左老师，我回到沧州了，这里的教学进度跟咱们不一样，这里的卷子好难，我考不了……”

　　放下手中的电话，左旭京无奈地摇了摇头。他知道，如果这个孩子能参加北京中考，或许能考上一个不错的学校。然而没有北京户籍的孩子，注定没有办法跟其他同学站在一个起跑线上。

　　作为北京市八一中学初中部的一名教师，新学期还没有过半，他就已经送走了几名非京籍的学生回到户籍所在地备战中考。

　　严格的异地中考招生条件限制，使得许多非京籍学生不得不选择离开。

异地中考的艰难选择

　　“事实上，非京籍在京借读的学生是可以参加中考考试的，然而不符合招生条件的学生，无法参与普通高等中学的录取招生，只能报考私立学校或者职高、技校。”左旭京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

　　2012年，北京开始对部分随迁子女开放异地中考招生，面向原北京下乡知青子女、台胞子女、进入博士后流动站的研究人员子女、随军子女、持有北京市工作居住证的子女、父母一方为北京市正式常住户籍的考生和部分央企职工子女等，开放北京市普通高中或特定高中的录取资格。除此之外没有北京户籍的外地务工人员子女，就无法报考北京市普通高中了。

　　此时，不满足中考招生条件的非京籍考生就走到了人生的三岔路口：回原籍中考、报考北京的职高技校，或者报考私立学校或国际学校。

　　左旭京曾经执教于北京某重点中学的国际部，对于以出国为目的培养学生的国际学校来说，在招生方面具有高度的自主权，所以户籍并不是招生面对的问题，学费才是最大问题。

　　“与私立学校一样，名校国际部的学费远高于普通高中，有些学校每学年的收费甚至会突破10万元。”左旭京告诉记者，这类学校无法给学生开出北京市高中毕业证，只能给予一个学校自己颁发的毕业证。

　　由于没有教育部门承认的高中学历，这些学生也无法参加国内的高考，所以出国就成了他们选择国际学校后的唯一出路。不过，能上私立学校的学生毕竟是少数。

　　回到户籍所在地进行中考，学生们无疑会面临教材内容、难度不一致所导致的不适应，一些学生甚至会因为这样的差异导致无法继续完成学业。

多地逐步放开异地中考

　　近日，21世纪教育研究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联合在北京发布《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2016）》。报告指出，农民工随迁子女异地中考需求强烈，选择接受更高阶段的教育是随迁子女的主要诉求。

　　为了改变城市发展过程中随迁子女就学的问题，早在2012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就转发了教育部、发展改革委、公安部、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意见的通知》。

　　《通知》明确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根据城市功能定位、产业结构布局和城市资源承载能力，根据进城务工人员在当地的合法稳定职业、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和按照国家规定参加社会保险年限以及随迁子女在当地连续就学年限等情况，确定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具体条件，制订具体办法。”

　　截至目前，全国绝大多数省份都已经明确了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中考、高考的政策，并且该政策也已经落实了数年。但是，各地政策大部分都带有明显的户籍限制性或者相关附加条件，很多不符合随迁条件的学生只能回原籍进行中考。

　　“要实现真正的中、高考公平，仅靠地方政府的力量非常困难，必须在国家层面和省级层面进行系统改革。解决异地中、高考问题，只能向改革要答案。”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谈道。

　　他认为，在目前按计划集中录取制度和以地方财政为主保障教育资源的背景下，各地的“开放”仍然极其有限，最终可能演变成一面开放中、高考机会，一面从义务教育结束后即开始实施限制。

专家：从源头解决

异地中考的体制性障碍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褚宏启认为，异地中考的改革，必须与户籍制度改革、中小学生学籍管理制度改革、居住证制度改革、教育投入体制改革、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改革等协同推进、有效对接。否则，异地中考的改革难以深化和持续，也难见显著成效。

　　他认为，教育机会均等是促进教育公平、社会公正的基础。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决定着教育公共服务的分配关系，对城乡居民实行歧视性的差别对待，主要表现在异地中考、异地高考问题上。

　　褚宏启在调研中发现，随迁子女异地中考主要面临两个问题：第一，异地中考“门槛过高”。大部分省份规定，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参加中考需要提供暂住证、原籍户口、流入地初中学籍证明和父母居住证明、稳定住所、稳定职业及社保缴纳年限等材料。但若在该地区取得初中学籍，根据当地规定则需要其父母提供暂住证、工作证及缴纳社会保险等证明，部分“门槛”事实上并非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以其他“门槛”的存在为前提的；第二，异地中考限于“局部开放”。虽然很多省市随迁子女中考政策对于学校类型以“全面开放”为主，而北京、上海、天津等地对于随迁子女的升学考试则仅仅开放中等职业学校，重庆、福建等地则对随迁子女报考的高中学校类型进行了一定限制，一部分普通高中不对随迁子女开放。

　　褚宏启指出，户籍制度的“门槛”已经成为异地中考的主要障碍。因此，需要改革户籍制度，剥离附着于户籍上的各种福利与管理功能，打破农民工随迁子女异地中考并继续升学的体制障碍，改变传统的学籍管理模式和方法，推进中小学学生学籍管理信息化，建立全国统一的中小学生学籍管理系统势在必行。

　　“除了不设置‘户籍门槛’，还应该加大各级政府财政对基础教育发展的统筹力度，建立学费随学籍走的经费流动机制。”熊丙奇谈道，我国基础教育存在严重的不均衡，根源在于实行地方财政为主的经费保障机制，各地的办学条件取决于当地的财政实力，这也使当地的教育资源就为当地户籍人口服务，由此出现了义务教育阶段的求学门槛和中考门槛。

　　“教育公平是推进教改的出发点和目标，这需要中央、地方形成合力，各司其职。”熊丙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