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继明：农民工市民化的最大障碍是房价过高

　　本报讯（记者汤瑜） 3月2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民进中央常委蔡继明在2016年全国两会议案说明会上谈到农民工市民化时，表示政府近年提出的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建设，要在帮助农民工完成市民化的过程中解决房地产库存化难题，而不能让他们成为房产库存的“接盘侠”。

加快户籍人口的城镇化进程

　　蔡继明说，我国目前的城镇化面临最大问题就是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太低。2015年我国城镇化率达56.1%，但拥有城市户口的人口仅占全国总人口37.5%左右，也就是说2600万农民工是被城镇化的。居住在城市却没有落户，再加上我国采取的城乡分离的户籍管理制度，导致居住在城市的农民工无法享受到城镇人口同等的医疗、住房、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待遇，也因此引发一系列的经济、社会问题。

　　“2.6亿农民工进城不能落户，造成了跟着父母进城的子女大概有3000多万，我们叫做流动儿童。还有6000万留在了农村，叫留守儿童。另外，还有5000万的留守妇女，5000万的留守老人。”他说。

　　蔡继明表示，目前当务之急是要加快户籍人口的城镇化进程。我们提出的目标到2020年先解决1亿农民工及家属的城市户籍。这样从2016年开始，一年解决2000万农民工的落户问题。

　　这2000万农民工到底在哪落户呢？蔡继明说，像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理应有能力吸收外来人口，为提高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做贡献。因为这些大城市集中了大量优质资源，公共服务和设施、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科研，能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但现在恰恰是这些大城市又在限制人口。

　　蔡继明代表强调，农民工无法落户城市最大的障碍是房价过高，能在工作地买到房的人占比不到1%，就如何把房价降下来，他提出开辟准商品房市场，即房子在购买之后的一定时期内不准转手出卖，具体期限的规定可以结合房子的大小、档次等综合因素。“既然是准商品房，拍卖时房产商就不会高价买回，因为他知道人们买这个房子是为了住，房价太高没人买。”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商品房投机行为。

　　他提出帮助农民工完成市民化的四点建议：第一，切实推进我国户籍制度改革，保障农民工、居民选择居住城市、居住点的自由。第二，加快供给侧结构性调整和改革，延长城镇中吸收就业最多的中小企业的寿命，解决农民工进城就业难题。第三，改善调整人口迁移政策，确保大中小城市合理布局、协调发展以及降低特大、超大城市的进城门槛。第四，在既有的“三挂钩”政策之外，再建立有助于农民工进城落户的政绩考核指标。

大城市落户门槛不宜过高

　　“当然我不是一味地反对积分政策，任何一个城市也不可能无条件接收外来人口，城市公共服务也承受不了，财政负担也承受不起，它是可以有门槛的。”蔡继明还称，不赞成北上广深等大城市把进城的门槛定得过高。门槛过高会把大量农业转移人口排除在城市大门之外。这些大城市本身还有发展空间，没有所谓的天花板。

　　从全世界城市化进城的历史来看，只有对小城市有数量限制。小城市最小的规模要达到10万、20万，才能发挥最基本的城市功能。但是，没有哪个国家对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限制人口规模。

　　蔡继明举例说：“日本东京现在有3300万人口，而北京2200万人口。跟东京比，北京土地面积比东京要多出1000平方公里。北京的人口密度只相当于香港人口密度的四分之一。北京拥堵只是因人口分布不合理，城市规划不科学。”

　　“所以，积分制度可以实行，关键是要明确像这些特大超大城市，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它如果承担更多吸收外来人口的功能，那就不宜用过分严厉的积分制把更多的人口排除在城市大门之外。”蔡继明表示。

　　他还强调，“要让居民自由选择，不是靠人为政策限制。北京指定2300万人口规模不能突破，这是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我们现在强调的是市场配置资源起决定作用，人口的配置也是由市场来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