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街上的“司法阵地”

　　在寸土寸金的北京长安街上，面对“高大上”的北京音乐厅，西长安街司法所的一排灰色砖瓦平房并不起眼。但背靠长安街，毗邻中南海的特殊位置，又让它显得不同寻常。

　　隐于闹市的西长安街司法所在日复一日处理各种辖区琐事的同时，一样能演奏出自己独特的乐章，在司法所界可谓“闻名遐迩”。

“联合调解”让矛盾化解于无形

　　西长安街的特殊地理位置导致辖区内的工作有其特殊性，西长安街司法所所长康炳森告诉记者，由于辖区各中央机关宿舍较多，人员素质也比较高，对纠纷调解的要求也比较高。

　　“拿着法条来咨询的人，和因邻里纠纷来求助的人，对法律的理解肯定不一样。”康炳森说，这个位置由于是老城区，“鸡毛蒜皮”的事情也不少。不论地区人员情况如何，处理纠纷和调解工作都是西长安街司法所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位置敏感、遇到事情可能也敏感的西长安街司法所的调解方针是“以防为主，调防结合”。康炳森认为，以那些可能酿成刑事案件和群体性上访事件为突破口，联合各个单位，彻底消除隐患，预防矛盾激化，是很好的解决方式。

　　原驻地居民刘玉泉（化名）因个人问题多次到市、区、街道办事处反映问题，经常带铺盖住机关、喝酒闹事，西长安街司法所为他的事情四处奔走，多次协调市、区的相关职能部门，终于妥善处理了这起积压了6年的事件。“到处磨嘴皮子。”康炳森说，“我们各部门跑、电话解释，穷尽所有手段帮他解决事情。”

　　距离“中央”最近的西长安街派出所里，西长安街司法所的“联合调解室”设立10年多了。自2004年以来，联合调解室处理治安纠纷1264件，出具治安调解协议书487份；驻派出所专职调解员共接待咨询、调解、分流民间纠纷405件，每年达成书面协议100余件，口头协议174件，解答群众咨询208件。

　　联合调解室里的专职调解员更是经验丰富、处变不惊。专职调解员曹玲几乎每天都要面对各方涌来的纠纷。“有打110报警过来的，有社区觉得不好调解转来的，也有居民知道调解室主动跑来的。打架的、两口子闹离婚的、兄弟姐妹争遗产的、邻居装空调挡了自家采光的、商场里买卖双方起争执的……多了去了！”

　　既然联合调解，有些不属于公安机关能处理的事情，都让调解室的工作人员处理。曹玲告诉记者，调解有时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一件事“来个两三回很正常”。然而就是在这些琐碎的调解工作中，不仅要依法调解，而且还要法理与人情结合，才能达到真正的化解矛盾。

　　老城区里的两兄弟因为房子继承的事情找到联合调解室，曹玲告诉他们，“这事可以到法院解决，但到了法院，兄弟对簿公堂后家就彻底散了。”曹玲一方面从法律上给哥哥解释弟弟也有继承权的事情，另一方面劝导弟弟多去哥哥家走动联络感情。经过3次调解，终于将房子的纠纷解决了。“既要讲人情，也要讲法律，让人打心底里认同才行。”曹玲说。

“4步法”让矫正人员回归

　　社区矫正和帮教安置是司法所的一项重要工作。自北京市开展社区矫正以来，西长安街司法所累计接收社区服刑人员160名，累计解除156名。

　　在开展矫正、帮教等具体的工作实践中，西长安街司法所探索出了“1234”工作法。围绕“一个中心”，就是紧紧围绕安全稳定这个中心；把好“两道关”，就是把好衔接关，把好安置关；做到“三个要”，就是做矫正帮教工作，一定要有耐心，一定要带着感情，一定要换位思考；突出“四个结合”，就是解决思想问题与现实困难相结合，坚持原则与灵活多变相结合，严格管理与情感关怀相结合，管理中“疏”与“堵”相结合。

　　“这是我们在工作中总结出来的，也是我们司法所所特有的工作方法。”西长安街司法所副所长谭秀云对记者说，这些认识来源于实践，并在具体的实践工作中得到发展和完善，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陈军（化名）因纵火致人重伤被判无期，在监狱多次给司法所写信，要求司法所为他恢复户口、解决出狱后的吃、住问题。如果得不到满足，出狱后就到中南海门口闹事端、造影响。

　　陈军入狱前所居住的太仆寺社区距中南海西门仅300多米，刑满释放日又恰逢2014年春节的年三十儿。在这一敏感区域、敏感时段，任何突发事件都可能会成为社会焦点。为以防万一，在陈军释放当天，康炳森与司法帮教人员早早就赶到单位备勤。不出所料，上午11点多，陈军扛着行李卷来到司法所，把行李往地上一扔，说：“我也没地儿去，就住司法所啦！你们也别逼我，逼急了我就去中南海门口拦车找说法，我过不了年，你们谁也甭想过好年！”态度极其蛮横无理。

　　根据多年的工作管教经验，工作人员没有对陈军进行说教，而是先从单位食堂给他打了一份饺子，缓和一下陈军焦躁的情绪。待陈军把心中憋了多年的不满和怨恨都说完了，康炳森才说：“你到这里来是办事的还是闹事的，办事有话好好说，我们会按相关规定帮助你解决，如你无理取闹，甚至采取极端行为，你必将再一次受到法律的严惩。”

　　在连续五六个小时的交涉中，陈军感觉司法所的工作人员讲得入情入理，觉得再无理取闹也只能自讨没趣，态度缓和下来，司法所对陈军给予了一定的资金救助，用于解决其临时困难。

　　随后几天，工作人员又多次找他谈心，帮他出主意、想办法。一方面协调派出所、民政、社保部门，为其解决了无房恢复户口的难题，办理了最低生活保障；另一方面，与其原单位协调，促使原单位吸收其为正式员工。正是西长安街司法所通过对陈军出狱后可能出现的各种突发情况进行了超前分析和预测，确保其在特殊时期生活有关心，住处有着落，行踪有人知，处置有举措，做到了时时掌握，有效控制，确保了辖区平安。 

“公益法律服务室”咨询到位

　　对于公益法律服务室（以下简称服务室）的成立，西长安街司法所副所长谭秀云表示，“起初是想成立一个第三方平台，既不属于政府，也不属于律所，而是由政府购买服务，聘请专业人士，为居民解答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帮助调解纠纷。”

　　在基层司法部门干了整整30年的康炳森对咨询的事情颇有感触，“过去调解咨询，多数靠的都是熟面儿，现在不行，居民文化素质在提升，法律意识都很强，要是没点专业知识，别人的提问回答不出来很尴尬。”

　　服务室成立之初，司法所曾经考虑过聘请律师，但后来发现，这个岗位仅能提供月薪远远不能满足律师的要求，而且年轻律师往往阅历有限，面对老百姓提出的五花八门的问题，未必都能应对自如。

　　后来他们得知西城法院退休的立案庭法官刘华东就住在辖区内，其经验丰富，人又特别热心，双方一拍即合，就这么定了下来。

　　在公益法律服务室工作近1年来，刘华东渐渐发现，群众咨询的问题很多已经超出法律范畴，“什么都有，比做法官和当律师时的面儿宽多了，很多事未必适合打官司。”刘华东说。

　　2015年7月，家住灵境胡同的刘先生曾经为家里卫生间常年漏水，与楼上邻居多次协商未果的事前来咨询。刘华东并没有建议刘先生贸然起诉，而是仔细分析后，让刘先生先去找建筑商和房管所，确认铸铁管本身是否存在沙眼。事实证明，问题的确出在沙眼上，最终在各方“不动干戈”的情况下，困扰大家10年的问题和平解决。“打官司的话，耗时特别长，人力物力都得费。最好还是能有理有据，协商着把问题给解决了。”刘华东感慨道。

　　尽管工作室成立仅有10个月的时间，但记录在册的咨询就有近200例，连工作记录本至今都有10本了。提起这种工作整理机制，康炳森自豪地对记者说，从建所至今，司法所对所有业务上的整理都井井有条。不仅工作有迹可循，对司法所的人员也有学习和指导的意义。

　　在司法所的档案室里，记者看到档案柜上分门别类记录了“人民调解”“社区矫正”“法律援助”“所务”等事项，柜子里的档案也排列整齐。康炳森说：“虽然我们没有按照档案管理严格要求，但相比其他司法所，我们所做到了业务档案管理的分类化、系统化和规范化。”

　　这种工作方式的确给实际工作带来了好处。“之前有居民调解过后反悔，又到所里无理取闹的，我们翻看了几年前的调解记录甚至视频资料，让她看到自己说的话和签字，才将事情解决。”谭秀云告诉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