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法慎刑的唐代立法

    唐太宗吸取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在立法过程中强调法制是国家的政本，“安民立政，莫此为先”。他主张立法简约宽平，以仁义治天下，法律不但应当由繁而简，而且应当去重从轻，特别是对于死刑与肉刑的运用，更要持审慎的态度。因此，他在立法上删去了许多死刑条款，在司法上从死刑判决到复核都规定了严格的程序，采取严肃慎重的态度。他首创封建法制史上“九卿议刑”制，即大辟罪(死罪)要由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共同议论后才判决。他认为对死刑三复奏即死刑执行前应向皇帝请示三次的规定还不够，应改为“五复奏”。还规定即使依法应处死刑，但情有可原的，仍有获得从宽免死的机会。这些都反映出唐太宗力求恤刑慎杀的思想。

　　唐高祖李渊时强调立法要宽简，使老百姓都能知晓，才好遵守执行。唐太宗继续强调这一点。他说，立法要简约，不可以一罪有数条规定，格式多，执法官不能都记住，容易产生奸诈，“若欲出罪，即引轻条，若欲入罪，即引重条”，这样会造成很多弊端。在他主持下制订的《贞观律》比过去的法律宽简得多，改死刑为流刑的有92条，改流刑为徒刑的有71条，删去“兄弟连坐俱死”的规定。《旧唐书·刑法志》中说：“自是比古死刑，殆除其半。”唐高宗制订《永徽律》时，继续贯彻上述立法思想。李世民不仅要求法律简明，而且还要求保持稳定，修改变更法律一定要审慎而行。他说，“法令不可数变，数变则烦，官长不能尽记，前后差违，吏得以为奸。”唐初几十年，保持法律相对稳定，这对促进经济发展，维持安定的政治局面和法律的权威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