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信息网络犯罪刑责天网

全国人大常委会日前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九）中，有关互联网信息安全的诸多规定引发关注。加强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明确网络服务提供者履行网络安全管理的义务，完善网络犯罪的相关规定，增加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犯罪的规定，进一步解决举证难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对此周汉华表示，增加网络犯罪的相关规定，其实是完善了刑法的规定，增加了犯罪行为的类型。

互联网并非法外之地，互联网的隐匿性、开放性、急速性和人际传播的特征让民众在可以便捷得到资讯的同时，也让一些不法分子趁机瞄上，将之变成侵犯隐私、散播谣言甚至教唆、传播、遮掩犯罪行为的工具。当这些犯罪行为具有较强的社会危害性，且通过民事、行政法律手段已无法有效抑制时，通过刑事立法手段进行规制就很有必要，这显然符合刑法谦抑性的原则。

需看到的是，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行为入罪并非首次，诸如网络诽谤入罪，又如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入罪，以及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入罪等等，这些犯罪行为入罪大多是在某一种犯罪呈现多发状态背景之下，且多通过两高解释进行犯罪囊括，从而让刑事追责有法可依。

区别于以往的应急性、追随式立法，本次修正案相关立法更具框架性，具有以下特点：

其一，犯罪主体由点到线，将上游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同级作为平台的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商，以及下游的广告推广、支付结算者都纳入到相关的信息网络犯罪的主体之内，于责任主体上实现了互联网传播的全面覆盖。

其二，强化了对主观故意的把控，如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信息网络安全管理责任，添加了前置条件，即“经监管部门责令采取改正措施而拒不改正的”，而对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商和推广支付商，要求其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这些对主观故意的要求，界定犯罪需具有直接故意或间接故意，将过失犯罪排除在外，从而防止网络信息犯罪打击扩大化，毕竟于网络传播而言，并非每个个体都具有辨别能力和审核判断义务。

其三，通过条文对常见的网络信息犯罪进行列举，兼具明确性和概括性。如在网络信息安全管理失控方面，强化了对结果的要求，要求达到致使违法信息大量传播、致使用户泄露并造成严重后果、致使刑事案件证据灭失且情节严重等相应后果；而在利用信息网络犯罪方面，对实施诈骗、传授犯罪方法，发布有关制作或销售毒品、枪支、淫秽物品等违法犯罪信息进行概括性规定，从而对高发性信息网络犯罪进行有效囊括。

其四，作为兜底，刑法修正案九并未忽略相关犯罪行为可能存在单位犯罪情形，因此对相关犯罪行为进行了单位犯罪的兜底规定。此外，出于相关信息网络犯罪的行为特征，考虑到行为和结果均可能涉及刑事法规，本次修正案将相应犯罪列为牵连犯，即有行为且结果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当然，我们还需看到的是，囿于修正案的立法幅度，对于信息网络犯罪中的“严重后果”等界定并不明确，这就有赖于更进一步、更翔实的司法解释进行确认，从而防止逃离于罪刑法定的刑法原则之外，最终让刑法修正案(九)的立法精神得到最确切、最精准、最坚决的贯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