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野鸡大学”、“办学”机构凸显教育乱象
在每年高校招生到来的节点上,一份210所“野鸡大学”名单5月19日在网络上曝光。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教授梁文君对此认为,“野鸡大学”横行只是中国教育乱象的一个缩影。
的确,每年的毕业季,除了这些蠢蠢欲动的“野鸡大学”外,一些打着“联办”“合办”等幌子的各类所谓的非正规的办学机构也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教育乱象由此可见一斑。
中途“消失”的学费
“弘程百年法定代表人常雅楠已经消失,还有弘程百年的张喆老师也已经一起跑路了,全国6万考生都被他们骗了,求大家帮忙,怎么才能找到他们?”在北京某事业单位工作的陈睿萱看到百度贴吧里这条发表于2014年12月1日的帖子时,已是半个月之后,当时他第一感觉是,要出事了。
2014年10月,陈睿萱通过弘程百年培训机构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商务管理专业的自考本科,按照教学合同规定,百年弘程在2014年11月22日开课,授课时间为每周六。
2014年12月13日,刚开课没有几周,陈睿萱就接到弘程百年停课的通知,理由是教学进度太快。令陈睿萱想不到的是,这一停课就是半年,到目前他也没有接到开课的通知。
与陈睿萱一同在弘程百年报考中国人民大学商务管理专业的学员有50人左右,现在都处于交完学费就无课可上的状况,而往年学员也面临着无法结业的问题。
民主与法制社记者在北京企业信用信息网上查询发现,弘程百年全称叫北京弘程百年咨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常雅楠,公司成立于2008年4月16日,企业显示在营(开业)状态。
当记者赶到其工商注册信息地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2号A座2705号时,却被告知该公司已经搬离。
曾经在弘程百年从事招生工作的赵希证实,弘程百年的培训课确实在2014年12月份就已经停了,随后她本人和其他几名员工也被辞退,弘程百年新的办公地址不详。
据赵希介绍,常雅楠就是弘程百年的负责人,另外还有两个管理人员,分别叫苏京亮和张喆。
该公司员工苏京亮是学员们在弘程百年目前唯一能联系上的工作人员,他称,自己负责处理学员的善后工作,但拒绝提供常雅楠的联系方式,他解释停课是因为公司在运营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因为我们公司之前和另外一个公司有合作,在合作期间招了一些学生,拆分时,双方交接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现在才跟学生商量后续事宜,至于继续上课还是退钱,6月份就有结果,已经给每一个学员电话通知。”苏京亮说。但学员张翰文称,他并没有接到苏京亮所说的通知。
陈睿萱尴尬的是,“我是想专科和本科连读,报的是北京航天航空大学的专科,也是通过弘程百年报的,在他们这里交了两年学费8000元,收据上盖的是弘程百年咨询有限公司的财务章,但他们只帮我在北京航天航空大学交了一年的学费,剩下的一年学费他们说不管了。”
“北京航天航空大学不是我们的项目,他们的钱我们管不了,不关我们的事。”苏京亮称,这是另外一家公司利用弘程百年的资质去开展的其他项目,“从他们缴费到现在,这个钱没有一分是进入我公司账户的。”苏京亮说。
但赵希称,当时陈睿萱和其他一些学员的学费是她收的,并且开的是盖有弘程百年咨询有限公司的财务章,“公司管理财务的叫高瑜,我们收上的钱都是交给她的,而且一定是进到弘程百年的账号里面,但学生付款情况不一样,有的是一次性付清,有的是一学年一付。”
北京航天航空大学的一名工作人员称,他们没有授权任何机构进行招生,“我们学校都是直招,报考专科只要拿着相关证明就可以到学校报名,学费是通过网银的形式在网上缴的。”
培训机构乱象丛生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尽管我国的教育培训行业蕴藏着巨大的商机,但潜伏的危机也很致命,“培训机构质量良莠不齐,虚假广告泛滥……消费者屡屡受骗,索赔无门。”
记者调查发现,“招生靠跑关系”,是很多培训机构的口头语,一些培训机构除了利用节假日和各类考试大量发放宣传单页、向媒体投放广告外,请一些名校“名师”出场助阵,“据我了解到的情况,国内的大量教育培训机构确实是和一些高校有合作关系的,但也有不少是忽悠学生的。”赵希说。
“但真正的培训机构却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被批准的。”2014年,赖弘从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到浙江某教育集团出任某书院的校长,他发现,现在很多培训机构并没有办学许可证,还有一些机构也并不具备合法的办学资质。
比如北京市教委的规定,只要是涉及培训的学校,都要由教育部门出具办学许可证。申办时,要经过师资、场地、消防等诸多环节的审核。而其实在市场上,许多培训机构都不具备申请“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的实力。
“如果注册一个纯粹的教育培训机构很难,但是注册成科技文化公司就容易多了。”赖弘说。
“既是学校又是企业的尴尬境地,监管出现灰色地带,导致了各地出现的教育培训机构纠纷。”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
据民政部统计显示,2014年全国登记在册的民办教育机构数量达到18.7万家,考虑到还有许多未在民政部登记的小型教育机构,全国大大小小的教育培训机构总数高达几十万家。
“在这个庞大的市场背后,管理极为混乱,在工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中,也含有‘教育咨询’和‘文化培训’的功能。这就使得整个教育培训机构天生有了商业企业的性质。”赖弘说。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导范先佐教授表示,教育部门出台的各种“禁令”,适用范围只有体制内的学校,校外培训机构虽然干的是教育的事情,但他们是“姓商不姓教”,这就决定了他们逐利的本质。
“野鸡大学”盛行土壤
一家名为“上大学”的网站,从2013年开始,曾分3批次公布“野鸡大学”名单,数量也从100多所上升到210所。
据该网站一名负责人介绍,他们曝出的每一所学校都是经过反复核实的,参考的是教育部及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发布的官方名单,因此,被曝光的名单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这些“野鸡大学”大多标有“中国”“中华”“北京”等字号,通过注册多个网站骗取生源、出售假文凭等方式获利。
记者顺着“野鸡大学”的名单查询发现,这些“名牌大学”在网络上基本查询不到其官方网站,即使有网站也是极其粗糙,漏洞百出。
校名更是故意模仿名校,混淆视听,学校地址大多数都是造假,电话无法打通,记者通过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也查询不到这些学校的办学许可。
“野鸡大学”何以大行其道?熊丙奇表示有三方面原因:有关部门监管不力;大学维权意识差;考生和家长相信“潜规则”存在。
对于近年来国内“野鸡大学”不减反增的情况,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郑万军也表示,“野鸡大学”之所以屡打不绝,除了政府相关执法部门监管不到位,还和信息不对称有很大关系,“很多家长和学生不知道在哪里进行查询,而一些虚假大学就是利用了这样的机会去进行虚假招生。”
在熊丙奇看来,眼下“野鸡大学”被不断曝光的最大好处是对考生、家长提出警示,“监管部门应加大对虚假大学的查处力度。另外,要铲除‘野鸡大学’存在的土壤,必须从根本上消除招生录取中的潜规则,实行阳光招生。”
熊丙奇认为,最好的办法应该是打破国家承认学历的体系,实行学校完全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学历,这样一来,学校就无法做贩卖文凭的生意,而只有关注给受教育者提供货真价实的教育。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也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国内的“野鸡大学”和“国外的野鸡大学”不同,比如美国的“野鸡大学”一般都是注册了的,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野鸡”,国内的“野鸡大学”不但是“野鸡”,而且还是未经批准注册的,非法的,甚至从事着赤裸裸的诈骗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