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曙光：民企如何免于司法恐惧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依法平等保护非公有制经济 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旨在为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意见》要求依法维护公开平等的市场交易秩序，平等保护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确保非公有制经济主体受到平等刑事保护，不能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依法宣告无罪等等。

这是最高院首次发布保护非公有制经济的指导意见，也被外界视为两个“非公36条”的延伸。2005年，国务院首次以中央政府文件的形式出台《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2010年，又在原有基础上出台《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二者合称为保护非公的两个“36条”。只是，具体落实与文件要求存在较大差异，甚至被称为“一纸空文”。

最高院出台《意见》保护非公有制经济的意义何在？其具体成效将会如何？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李曙光教授认为，《意见》主要针对司法审判实践中的具体问题，比如民企和国企地位的不平等，旨在解决司法诉讼领域的平等问题。“审判平等能够发挥底线作用，给非公经济一个稳定可靠的预期。”

李曙光曾多次参与“非公36条”的意见研讨，在看他看来，“非公36条”的核心是解决市场准入问题，而最高法的《意见》属于司法层面，与非公36条有一定延续性，更主要是为了落实三中和四中全会关于保护非公有制经济的决定。

“三中全会的多项改革涉及非公领域，四中全会并没有一一对应，很多方面仍停留于原则性规定，所以，需要法律具体细化落实。”李曙光说，司法领域主要就体现在主体地位是否平等，法律适用是否平等，量刑标准是否平等，程序过程是否平等。

在司法实践中，非公经济受到不平等对待较为普遍。比如，劳动争议中，司法会“自然”认为民营企业老板有问题，是黑心企业，更多时候会站在“弱者”一方。知识产权对于民企的资产保护比较弱，国有企业就会以商业秘密等理由保护更为严格。破产清算过程中，有一些民营企业会被国企以很低的价格买走。而这些也是此次《意见》单条重点指明的领域。李曙光指出，这是第一稿，重点解决突出领域的问题，以后还会继续深化，比如扩展到互联网、物流等领域。

对民营企业家的刑事司法保护也是《意见》的重点。比如，同样的行为民企负责人的量刑就比国企负责人要重很多。而在《意见》出台过程中，李曙光介绍，民营企业家反映较多的就是“轻易抓人”。

不平等对待不是个别现象，这与现有体制密不可分。李曙光分析，首先，国企受到地方政府保护，地方利益会掺入司法之中，影响审判结果。其次，司法本身也存在观念上的桎梏，法官也可能会带着有色眼镜。

所以，对于《意见》到底能否发挥作用，李曙光持审慎乐观态度。“非公有制经济的保护最终依赖于大环境的改变，法院只能起到基本的司法保障作用。百川汇海，不可能通过司法这一川就形成大海，特别是涉及非公企业与地方政府的案件，现在设立巡回法庭等，可能一定程度能突破地方利益枷锁。”

在李曙光看来，《意见》对于非公经济的保护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无论宪法规定的保护私有财产还是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决定，大多停留于原则性规定，缺乏可操作机制，《意见》的出台意味着在司法系统有了具体的“抓手”。审判中可以援引《意见》规定，当事人也能据此监督司法审判，“在实践中的效力比文件更实在一些”。

第二，《意见》虽然不免有口号之嫌，但也有一些实际制度举措，比如支持和推动非公有企业人士担任人民陪审员，发挥商会、行业协会等组织的作用等，一定程度上可以保障民营企业家的参与，对量刑不公等形成制约。

第三，当前的司法改革大潮，给加强民营企业家司法保障提供了机会。比如，一旦建立起庭审为中心的司法制度，地方政府（公安等部门）对非公经济的不公对待就会受到很大制约，乱抓人等现象会在法院得以纠正。

如何保护非公经济，民营企业家又如何免于司法恐惧，关键还在于个案的具体落实。李曙光表示，《意见》实施效果如何，是否会陷入“非公36条”的困境，还需要观察。

（据财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