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制度：去行政化还要去利益化

    两年一度的两院院士增选工作在1月1日启动，这是自2014年6月两院院士大会修订章程之后的首次院士增选。年轻化、取消部门遴选、处级以上干部不得成为候选人等规定是此次增选的变化亮点。

    院士遴选，历来是非议与质疑加身。一则，院士成“院仕”折射不公。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2011年中科院的院士增选候选人名单，145名候选人中，厅局级以上官员达51人，这被斥为“一场高官的盛宴”。二则，学术不端丑闻频出，玷污了学术的纯洁性。前铁道部红人张曙光落马之后，自述为当院士索贿2300万用于参评院士，引发舆论一片哗然，让人怀疑院士的权威性。

    新一轮的院士增选工作启动，其中亮点频频，如候选人年龄上限下调5岁；增加院士终选、全院投票选举等，但最大的看点，无疑是“处级以上官员无资格候选”。这般新规，意图明显，就是院士制度去行政化的开端。这般“一刀切”的做法，其最大的价值在于释放一个信号：让学术的归学术，让行政的归行政。想当官，就别想当院士；想搞学术，就莫要当官，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但为何院士头衔让这么多人趋之若鹜？仅仅是因为这是一个至高无上的荣誉头衔吗？或许不是。众所周知，我国的中科院、工程院，与其说是“学术机构”，不如说是“部级单位”——院士头衔享受副部级福利待遇、公车待遇、政府津贴、申请项目处于优势地位等。有如此利好，社会上的院士崇拜症岂会降温？88岁的历史学家章开沅三年四度请辞“院士待遇”才见成功，可见这背后的利益博弈有多大。

    因而，院士增选开启去行政化的步伐后，还应开启去利益化的节奏。在这方面，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如美国科学院、美国工程院院士就只是一个学术头衔，并不享受特殊待遇，避免利益纷争；诺奖在具体的评选过程中，更是“匿名推荐，秘密评审”，自然也就无法公关。可以说，这些经验，都是可资借鉴的。唯有如此，院士制度才能回归学术本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