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如何弥补那些残缺的法定权利

深圳市政府2014年12月29日“突袭式”推出的车辆“限购”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争议并未平息，反而愈演愈烈。1月4日起至1月11日，深圳限购令之前尚未上牌的一手车与二手车进行公证，场面堪称春运。而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和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分别罕见提出了反对意见。

此前，深圳曾多次声称“不会限购”，但绝大多数市民想不到，从消息公布到政策实施仅短短20分钟。作为旨在“防堵治霾”的公共政策，在城市对车辆进行“限购”，这本身是一个中性、可供各方共同探讨的公共话题。民众对于这个政策不应采取天然抵触的态度，毕竟，在必要的情况下，为城市牺牲一部分权利是所有市民应尽的义务。同样，管理者也不能自然而然地夸大政策的积极作用，忽视其可能带来的权利侵犯，不能认为这个政策合适于所有城市，轻而易举地将本是“双刃剑”的政策转化为带有法律性质的政府规章，即限购令。

需特别强调的是，限购令首先将直接影响到市民对“物”的平等取得、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没有“指标”的市民将无权在该城市购买并使用小客车，而有车市民及车商将车自由出售的权利也将或多或少受到一些影响。这就可能与法律所赋予市民的物权相冲突。再者，还将间接影响到市民自由选择交通工具的平等出行权。

我们必须承认一点，在客观上，限购令的存在给市民之间带来了人为的不平等。凭什么因为购车有先后，就可以在市民之间产生是否有权占有车的差异？凭什么摇上号的幸运者就可以获得其他人所没有的优先权？如果这些不平等是因城市客观条件所必须产生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弥补那些残缺的法定权利？

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回到法治的视角。立法法修正案草案规定，“没有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依据，地方政府规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虽然相关草案还正在审议中，但这显然是大势所趋。因此，一个地方政府要发布限购令首先就需要有上位法的依据，至少也须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通过当地《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相关地方性法规，给政府明确授权。否则，就将失去法律上的正当性。

其次，限购令还须有着程序正当性，须最大范围内听取各方意见，最大限度内尊重各方利益，达成最多的共识。即使为了公共利益，在必要的时候，要剥夺部分群众的某些权利，也需要通过科学、民主、有说服力的决策机制。最后，限购令还须附带权利弥补机理，如采取更优惠的公共交通政策等等，对权利受损者进行必要的补偿，以矫正政策所带来的不平等，让政策更加有正义性。

事实上，各地的限购令突袭做法显然和上述思路并不一致，这也导致相关做法往往引来负面评价，当地政府虽然初衷良善，也逃不出饱受违背良性行政伦理，违反法治精神的舆论质疑。在一些城市，限购令已成既定事实，管理者就需亡羊补牢，把重心放在权利补偿上，将市民的被剥夺感降到最低。而对于那些仍在限购令门前徘徊的城市管理者们，还需三思而后行，只有充分尊重权利，审慎使用权力，贯彻法治精神，秉持平等理念，才能成为依法行政的合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