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司法再进步

念斌的无罪释放、“呼格吉勒图案”的平反，被外界认为在践行“疑罪从无”的理念。而多名法学家认为，不逃避责任，不回避矛盾，平反冤假错案，这是中国司法的进步。

□本社记者 张 倩

党的十八大以来，23起冤假错案得到纠正，这些冤假错案大多数是由人民法院依法予以纠正的，且大多数是因为“证据不足”，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被宣判无罪。

其中，“念斌投毒案”历时8年9次开庭审判后，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8月22日宣告念斌无罪；“呼格吉勒图案”18年后，经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重审，并作出无罪判决；而持续多年的司法舆论中心——“聂树斌案”，则于12月12日由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查。

“这是中国司法的进步。”武汉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汪习根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

走出“司法潜规则”

念斌于8月22日无罪释放后，网络上关于“司法潜规则”的舆论甚嚣尘上。

甚至有人直言，司法潜规则才是导演念斌案的真正“元凶”，念斌案折射了司法潜规则不可低估的负能量。并称，“疑罪从轻、留有余地”的司法潜规则，是滋生冤假错案的主要“元凶”。

对于“潜规则”一词，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楯并不认可，他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疑罪从轻和疑罪从无是两个时代的不同规则，所谓‘潜规则’即前者是将司法定为‘刀把子’时的规则，建立在政法三机关分工、配合的基础上。”

而对此，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瑞华同样表示，“‘留有余地’的判决是冤假错案之源。这些判决通常是面对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被害方要求定罪的压力，法院采取的折中办法。”

之前，在案件的审判中，司法机关担心放纵犯罪，只能“硬着头皮”判案，只是量刑上留有余地偏轻一些。如此一来，按照案情，该判死刑的不判死刑，怕出现杀错的后果。

佘祥林案、浙江张氏叔侄均是按照“疑罪从轻、留有余地”的思路进行处理的。

“有罪推定”观念一段时间以来在社会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无论是社会公众，还是司法机关、执法机关，抑或是被害人及其近亲属都很难接受疑罪从无，即便是司法机关有心坚持无罪推定，在执法机关或者被害人及其亲属的压力乃至整个社会的舆论压力下，也很难做到疑罪从无。

“我国公众在思维方面，还是认为应该严惩犯罪分子，不能讲‘疑罪从无’，以防让犯罪分子漏网。”汪习根说道。

因此，尽管早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就规定了“疑罪从无”的原则，但在司法实践中，不少司法机关一直在按“疑罪从轻”的潜规则办案，形成了对“疑罪从无”原则的变相歪曲。

现在，“念斌案”“呼格吉勒图案”的无罪判决则打破了这一瓶颈，使“疑罪从无”不再停留于纸面。

而在念斌无罪释放后，其辩护律师张燕生曾对媒体表示：“我要为福建高院顶住压力，纠正错误支持正义的行为点赞。”并称，“这场胜利归功于法院。”

一名叫程平的基层法官则表示：“法院最终判决念斌无罪释放，这充分彰显了福建高院对法律制度的坚守，对人权的保护。判决无疑是中国法治史关于疑罪从无理念贯彻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推动着法治的进步，这种勇气值得赞扬，这种进步令人高兴。”

多方面的进步

对于念斌的无罪释放、呼格吉勒图案的平反，是纠错由“真凶再现型”“亡者归来型”向“证据不足型”的转变，汪习根表示：“这也是进步的一个方面。”

在公众的印象中，典型的冤假错案，如佘祥林案、赵作海案，由于“真凶再现”或者“亡者归来”而真相大白。但是十八大以来纠正的冤假错案中，大多数是因为“证据不足”，如徐辉案、念斌案。2014年纠正的12起重大冤假错案中，仅有2起是因为出现了真凶。

“司法机关在司法理念上有了重大转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表示，“真凶再现型”和“亡者归来型”冤假错案不难纠正，因为真相显而易见；而现在纠正“证据不足型”冤假错案，却压力重重。

“人民法院敢于纠正这些冤假错案，说明其在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落实尊重和保障人权、无罪推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等理念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变化。”

而李楯同样表示，疑罪从无是建立在司法独立的基础上。

这一变化来得并不容易。上世纪50年代中期，对无罪推定原则曾出现过三次大的争鸣。1979年刑事诉讼法施行时，对无罪推定原则没有规定，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才确立该原则，并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保留了这些条款。

冤假错案的发生和纠正困难无疑是对公平正义的最大折损。

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习近平总书记对政法机关作出“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指示。2013年，中央政法委首次就冤假错案问题发布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规定；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提出健全冤假错案有效防范、及时纠正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

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12月12日召开的全国法院信访改革暨诉讼服务中心建设工作会议上指出，对确有错误和瑕疵的案件，要敢于排除干扰，坚决依法予以纠正、补正。

而在此之前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则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严格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审查、运用证据，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最高法已经公布了《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应该尽可能地去控制、预防冤假错案，因为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汪习根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

疑罪从无的程序正义

传统上，我国一直是重实体轻程序，实体正义的实现尤其重要，但这与法律应程序至上的原则并不相符。

“很多人的思维没有转变，应该用法律思维和法治的方式去思考法律问题。”汪习根表示。

而对实体正义的专注，则反映出中国人素有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样的正义观。

对于念斌案，同样有很多人在网上强调只是“证据不足证明念斌是凶手”，但不代表“念斌一定不是凶手”，从而对其仍然投以怀疑的目光。

然而，法院已经宣布念斌无罪释放，这种怀疑对念斌则稍显不公。但对于多数民众而言，实体正义比起程序正义是更具有意义的。“如果一个案件没有找到真凶，那么人们总会去怀疑能找到的可能的人。”微博名为“草根达人”的网友表示。

长期以来，中国的司法实践也并不认同“禁止双重危险”原则，而是更认同能够“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再审制度。刑诉法学界的通说认为，我国的审判监督程序，从审查范围的全面性，申诉权利的广泛性，监督职权的普遍性等方面来看，对于纠正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中的错误，采取了职权主义的、主动的态度。

而盘点近年来纠正的冤假错案，有的被告人身陷冤狱长达十余年，有的被告人甚至已被错误地执行死刑。他们的近亲属长期奔走呼号，生活质量跌入低谷。如念斌的姐姐念建兰，为案件常年疾呼，放弃了原本的生活。

对念斌案，有法律学者曾公开表示：“即便上帝知道投毒的真凶就是念斌，但只要没有人间充足的证据支持就不能认定念斌是法律意义上的‘凶手’。假若说这也是一种变相地放纵犯罪，那也是为了捍卫司法公正和程序正义必须付出的代价。”

而在最高人民法院面向外国驻华使节的开放日上，也对念斌案进行了回应。

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孙军工回应称，此案的处理彰显了人民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坚持疑罪从无的理念。人民法院严格地依照诉讼法的规定、加强对证据采信审核力度的基础上作出了这样一个结论。

张燕生则表示，念斌案从司法程序上、实体上都是一个标杆，对全国类似案件的审判都会产生影响。“因为这个案件毕竟没有‘真凶再现’，没有‘亡者归来’，这应该是大部分冤案的常态。”

“我国在修订了刑事诉讼法后才有了疑罪从无的规定，但总体来讲并不明确，导致很多人觉得这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东西，不愿意接受。但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是正确的，没有任何错误。但这是结果，怎样达到这样的标准，还需要人们的意识和认识的变化。”汪习根指出。

从人治走向法治

“好的制度需要落实好，从以前的疑罪从有、疑罪从轻到现在的疑罪从无，思想在一次次解放，逐步符合了法治的逻辑思维。”汪习根表示，人治和法治最大的区别在于对待证据这一问题上，“就是要看究竟是疑罪从有还是疑罪从无的思维，疑罪从轻仍不是真正的法治，而是不负责任的思维。”

“念斌案”“呼格案”则正是从人治到法治转变的一个标杆。

“这个过程中，思维的转变非常重要，此外，体制机制也需要健全。”汪习根补充道。

同样，陈卫东也认为在观念转变的同时，体制机制的保障也不容忽视。在陈卫东看来，长期以来，侦查机关、起诉机关的考核体系不科学。侦查机关过分追求破案率、起诉机关过分追求成功追诉率。不仅侦查机关、起诉机关不积极主动纠正错误，还往往将错就错，向审判环节施加压力，使法官无所适从，无法做到“疑罪从无”。

此外，法治能力建设也十分必要。

“有了法治思维，能力不足也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总体来说，惩罚犯罪、保障人权是工作原则。但侦查人员、办案人员在证据的取得、证据的保存等方面能力明显不够，必须要提高他们的法律水平。我认为，特别是警察应该认真学习法律问题，而且还要懂得侦查技巧。”汪习根表示。

目前在我国虽然明文规定，严禁以刑讯逼供或变相刑讯逼供的形式来获得证据，最高法和最高检的司法解释也明确表明这一观点，但刑讯逼供却时有发生，冤假错案中很大一部分源自刑讯逼供。

曾轰动一时的赵作海案即为典型案件。赵作海曾被认定于1999年杀害他人，在“受害人”回到其所在的村庄后，赵作海于2010年被宣布无罪释放。

而据报道，赵作海1999年在审讯期间曾9次招供认罪。他对中国媒体说，自己是在无法睡觉并被警方殴打后才认罪的。

“迟到的正义会使正义大打折扣”，冤假错案重在防范。

对此，陈卫东建议，严格防止刑讯逼供等违法侦查行为的发生，积极落实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确立的拘留逮捕后立即送交看守所羁押、侦查羁押期间的讯问在看守所进行、讯问录音录像等制度；进一步健全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机制，确保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能够落实到实处；落实法律援助制度并建立健全辩护律师发挥作用的各项制度机制；落实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制度。

而对于“念斌案”“呼格吉勒图案”疑罪从无背后，彰显的从人治向法治转变的这一现象，汪习根表示乐观，“人治是一种糊涂法治，这体现了我们对人治和法治关系的厘清，在向符合法学规律、符合法治标准的真法治靠拢，也体现了党中央搞真法治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