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5”“211”争议背后的高校改革期待

1993年以来，共有112所高校纳入“211工程”计划，39所高校列入“985工程”。一方面推动了部分院校和学科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行政与财政资源分配不均衡，高校等级鲜明。在高校去行政化的大背景下，“985”“211”陷入了舆论漩涡。

日前，网上流传一段中南大学校长在该校2014年科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录音，其在讲话中透露，“现在国家要把‘985工程’‘211工程’取消了。”这段录音迅速在网络发酵，网上开始盛传国家要低调废除高校“985工程”和“211工程”。

随后，11月21日，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公开回应称，今后，更多的国家重大项目将会在支持范围、遴选条件等方面对地方高校一视同仁，破除“985”“211”等身份壁垒，更加注重绩效评价。

两种言论让旨在建设一批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国“211工程”“985工程”，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舆论热议。

对此，在面对民主与法制社记者时，前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直言：“‘211工程’‘985工程’目前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但是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究竟该怎样改革，需要赶紧细化，制定方案、做真改革。”

而在网易所做的一项针对“211”“985”取消与否的调查中，仅有18%的人支持保留“211工程”“985工程”。

那么争议背后的“211工程”“985工程”高校究竟处于一个怎样的生态格局？

“政府包揽”

“目前的中国大学全部是党委书记领导的校长负责制。”王旭明指出。

针对这种情况，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1950年以后，中国把原有的私立高校放到了政府，形成了政府包揽的大学管理体制。”

之后，这种制度显露出了弊端，“所有人都是政府的人，就形成了一种铁饭碗，反正干得好干不好都一个样。”储朝晖表示。

1978年，针对这种情况，当时有人提出对高校进行改革。在僵持了7年后，1985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扩大了高等学校办学的自主权，改革了高校招生和毕业分配制度，学校逐步实行校长负责制。

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新一轮的高校改革则破坏了原有的大学体制。90年代以来的教育呈现出“发展大于改革”的态势，以规模的扩大和增长为主要特征。所进行的一些改革主要围绕教育经费问题，兴奋点在创收、经营、学校办公司、高收费等方面，即舆论称之为“教育产业化”的思路，学术语言则为“单纯财政视角的改革”。

而这种“产业化”造成对教育的公益性、公正性的伤害，极大地影响了教育的质量和品质，降低了教育的社会形象和声誉。

而改革的停滞，致使学校缺乏活力、缺乏必要的办学自主权等问题不仅依然存在，甚至比过去更为严重，出现了行政化、官本位的回潮。高校“官场化”的状态令人担忧。更为甚者，与20世纪80年代淡化高等学校行政级别改革相反，90年代末重新确定了一批“副部级”高校。

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我国政府在90年代中期和末期，集中中央和地方各方面的力量创建了“211工程”和“985工程”，目的为让这些高校达到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水平。

但也有学者表示，“处于知识经济时代的高等学校，知识分子仍然缺乏民主，这与我们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参与国际竞争的目标可以说是背道而驰的。”

而储朝晖和王旭明则一致认为，1956年之前和1978年至1985年的两段时间，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黄金时间段。

“荒唐的时代”

“211”“985”的身份认同，还会伴随着大量的财政拨款和教育资源。

北京工商大学教师路鹃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近年财政拨款的70%投入到了112所“211工程”和39所“985工程”高校，留给全国2000多所普通高校的仅占财政拨款的30%。

“‘211’‘985’名称的背后存在财政拨款和教育资源分配的巨大利益，这是高校争抢‘211’‘985’名额的根本原因。”她表示。

而曾担任山东师范大学副校长的王兆良时至今日，心中仍有遗憾：如果当初入选了“211工程”，山东师范大学现在已经站在一个比较高的平台上了。

王兆良于1999年开始担任山东师范大学副校长，直至2005年卸任。他说，落选“211工程”，使得山东师范大学错过了一个很好的发展机会。而同期参选的南京师范大学和湖南师范大学入选，更让当时的他不是滋味，因为当时三家学校实力相近，之后前两者迅速发展，在大学排行榜“甩开”山东师范大学几十名。

对于高校的这种情况，王旭明直言这是一个“荒唐的时代”，“在我国，现在所有的大学都在往研究大学上靠，‘211’‘985’高校和非‘211’‘985’高校都在往一个独木桥上挤。”

路鹃证实了这一点，在既非“211工程”又非“985工程”高校的北京工商大学，教师职称的评定需依靠10篇以上的SCI论文，尽管这些论文的检阅率低于国际平均水平的60%。

而近几十年来我国科研人员在国际重大奖项如诺贝尔奖中的缺席，及在四个权威的世界大学排行榜中的“低调现身”，使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清华、北大等知名高校站在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钱花了，但没见到任何成果。”王旭明一针见血地说。

而储朝晖则表示，创建“211工程”“985工程”时，对大学的认识还不够清楚。怎么用这些拨款，如何让这些拨款见效，是很关键的问题。“现在很多学校把精力放在了一年一年怎么把钱用完，这样一来，就会背离初衷，变得越来越边缘化，所以我们要对这种方式进行改变。”

“这么多年来，国家对清华、北大投入了大量的财力、人力，还得不了诺贝尔奖，就应该问责；对于副部级高校，得不了奖的话就应该撤职。应该立足中国现在的国情，这样我们培养的大学生才有机会为国人争光。”王旭明表示。

改革的十字路口

“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王旭明指出，而在他看来，与其考虑“211工程”“985工程”取消与否，不如考虑在现有情况下怎样做到更好，“我看了一些专家、学者的假想，我认为都不是很成熟。”

在王旭明看来，用抓工程的方法来抓教育，显然是荒唐的。但在中国现在的国情下，尤其是“211”“985”诞生的上世纪90年代，除了用抓工程的方法外，还没有更好的方法来促进高等教育的资源分配。“即使到现在，我仍然认为用抓工程的方法来推动高等资源的配置是一种可行的办法。那些学者眼中可行的办法，并不代表合理。我们现在应该考虑20年之后我们的高等教育该怎么走，并对过去的20年进行反思，想想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高校在哪些地方不尽如人意、哪些地方需要改善和完善。”

在反思中前进、与其废除不如在现有基础上进行绩效考核是王旭明坚持的。

储朝晖同样认为，对“211”“985”不应是简单直接的废除，而应对其进行改革。

在储朝晖眼中，要对“211”“985”头衔下畸形的高校发展态势进行改革的话，需要根据大学的特性，设置独立第三方的评价，并将这个评价作为拨款的直接依据，从而让更多的高校参与进来，形成竞争的模式，进而提高大学的活力。“要改变这样一个状况，大家需要在相对平等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竞争。”储朝晖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

作为非“211”“985”高校的教师，路鹃也不赞成取消“211工程”和“985工程”。目前赞成取消的，大多是普通高校，这使得这一拉锯战陷入了一个怪圈，“自己拔不高，就要把别人拉平，然后似乎达到了平均主义，其实这是最糟糕的状态。”她表示。

在路鹃看来，“211工程”“985工程”要取消的话，目前显然没有一个更好的方法来替代，而如果既有的行政思维继续起作用的话，到时候产生的则会有本质相同的替代物。“资源的公平、学生就业的公平，根本得不到一个根本上的改善。在高校教师的再培育、再教育问题上，也会存在落差。”

而对于独立评价的第三方，目前在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是存在的。但根据查证的资料，路鹃指出，这种独立评价的第三方事实上难以和行政力量抗衡，名存实亡。

对于这种状况，储朝晖表示，改革起码应该去尝试这种做法，开始创建这种机制，才有可能让“小草长成参天大树”，使其对20年、50年以后的中国高等教育产生影响。

但在王旭明眼中，专家、学者所有的设想都是十分美好的做法，“我非常不喜欢乌托邦式的描绘，高校行政化不做根本的改革的话，做什么都没有意义，只能是乱上添乱。”

王旭明认为，在现有情况下，改革需要细化“211工程”和“985工程”的评定标准，并且高校的行政过程必须要公开透明，“钱是怎么花的必须要清楚，而且拿了钱必须要出成绩，否则大学校长、教授何颜见江东父老。”

钱学森之问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已经成为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

“日本、韩国有几十个诺贝尔奖得主，香港大学在世界的排名高于清华、北大，这说明了什么？”王旭明说到，并指出，现在的问题是大家都不说实话，“都绕着走，还绕不到点子上，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而一些学者提出要成立专家委员会、教授委员会，但在行政化的体制下，他们或者被边缘化，或者变成官。”

“政府‘真’行政化其实能提高效率，但伪行政化、应付、不作为，则对现有问题于事无补。”

对于这个问题储朝晖则表示，管高校的必须要懂高校，需要有一个专业组织来管理高校，完全靠行政部门是行不通的，“高校行政化使权力重心提高，想干什么都干不成。”

“现有制度下，大学精神必须要弘扬。制度健全一直在路上，高校腐败、难培养出人才，和道德不够自律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的大学教师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利己主义者。”王旭明说到，并直言，由于大学精神的滑坡，许多高校都是在骗钱、套钱，在钻制度的空子，政府的财政拨款并没花到点子上。

而储朝晖也认为，中国高校的钱大多用在了硬件设施即建楼上，“应该意识到，关键问题不是学校的楼建得怎么样，世界上好大学的楼都是几百年前的旧楼。我们应该转向人和软件设施的投入，能够为学生实现他的人生目标提供服务的大学才是好大学。”

而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杨东平则表示，当今世界的科技竞争、人才竞争、教育竞争的背后，实际是制度文明的较量和竞争。今天无论是恢复教育的公益性、公共性，改善和提升教育的品质，进一步解放教育生产力，还是产生高水平的学术成果和创造性人才，都有赖于推进教育改革，建立以人为本、以教师为本、以学术为本的现代大学制度，平衡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形成良好的学术环境和学术生态，从根本上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而高校的批判精神和创新精神在王旭明看来是大学精神的精髓，1956年之前，之所以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黄金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的高校尊重人天性的内在规律，将很多人的天性解放了出来。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自2000年设立以来，共有20位科学家获奖，其中15位是1951年前的大学毕业的。

2005年，面对温家宝总理钱学森也曾感慨：“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

“培养更多的能够在国际上说得上话，站得住脚的人才，是‘211工程’‘985工程’的根本宗旨，但现在我国这样的人才实在太少了，所以钱学森才仰天长叹，我也这样叹。改革必须要推进了。”王旭明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