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鸟困局

    餐桌上吃野味的习俗，花鸟市场里把玩的乐趣，自然湿地的消失，佛教徒放生的传统等，都在无形中加固了捕杀候鸟的经济链条，使各地的护鸟工作举步维艰。

    “候鸟是允诺，对于回归的允诺。”

    纪录片《迁徙的鸟》以这句话开头，在导演雅克·贝汉的镜头里，人们看到了憨态可掬，形态各异的鸟。这些天空中的生灵带人们飞过大海，飞过雪原，飞过高山，振动的羽翼历经数千里危险旅途，演绎着迁徙的史诗。

    然而，自然的险境比不过人为的捕杀。

    在中国，每年的春秋季节，是候鸟捕杀最严重的时候。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之上，候鸟一边迁徙，一边消失。餐桌上吃野味的习俗，花鸟市场里把玩的乐趣，佛教徒放生的传统等，都在无形中加固了捕杀候鸟的经济链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以及各地方的实施条例、法律法规早已具备，但法律条文中的空白，执法的缺位、无力，导致近几年来捕杀候鸟的现象并没有消减。

死亡之路

    2012年年底，天津东方白鹳救援案轰动全国，《新京报》发起“护鸟媒体联盟”倡议，全国约60家都市报随后发出了一系列报道，关注所属地区的候鸟保护，记录反盗猎和栖息地破坏问题。

    媒体曝光引发的万众瞩目，上到中央、下至地方，纷纷表态严厉打击非法狩猎，但两个迁徙季过后的今天，候鸟交易依然在光天化日下进行。

    9月21日晚，央视播出了“天津候鸟交易猖狂”的调查报道，曝光了天津万新村、千里堤、王串场、大丰桥等地的候鸟交易，每天上万只的交易量触目惊心。其中包括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甚至是濒危鸟类。

    据自然大学负责人、“让候鸟飞”项目执委会主任刘慧莉介绍，天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野生动物的集散枢纽。“北方的鸟类通过天津往南方运，南方及周边地区先往天津运，从天津再运往黑龙江等地。” 刘慧莉说，“天津野生鸟类交易的数据是惊人的庞大，最近举报的几个案件，从天津发出的空运都是上万只鸟。有两个案件都是6万只，最近我们刚刚举报了仅仅一个冰库里就有两万只。”

    公开的资料显示，全球每年有数十亿只候鸟进行洲际迁徙，8条迁徙路线中有3条经过中国。进入秋天，成群结队的候鸟从西伯利亚、内蒙古草原、华北平原等地起飞，经东、中、西路飞往中国南部地区越冬。在候鸟迁徙的路上，捕鸟者“八面埋伏”，用插天网、下滚钩、放铁夹、布套索、用电击、以枪打、放毒药等手段等待着它们。

    广东省吃鸟和捕杀鸟类的现象非常严重，在全国范围内，为了供应广东食鸟的市场需求，禾花雀等相关物种的捕杀非常严重。刘慧莉说：“广东的需求对整个候鸟迁徙链条上的盗猎行为影响还是很严重的。”据中国科协全程支持的自然大学提供的数据显示，在中国，每年有约8万至12万只约40种水鸟遭猎杀，其中，雁、鸭和天鹅类占绝大多数。

    另外，据《南方周末》2012年10月报道，途经湖南桂东等地的“千年鸟道”，也成为候鸟的屠杀地，被捕候鸟每天可多达一至三吨。交易价格从十几元到几百元不等，死的跟活的价钱有区别，脖子长的跟脖子短的有区别，保护级别高的跟普通的有区别。

    在采访过程中，刘慧莉特别提到了广西北海冠头岭捕鸟的情况，“广西是用猎枪盗猎最严重的地方”。北海作为重要的候鸟越冬或停歇地，鸟类环志研究记录显示，共有鸟类19目57科536种，占全国鸟类种数的42.7%，约80%都为迁徙鸟类，其中不乏黑脸琵鹭、中华秋沙鸭、白腹海雕等全球濒危鸟种。

    “在北海冠头岭有专门的观鸟台，志愿者经常会听到枪声，在候鸟聚集地枪声起伏，志愿者其实也处在潜在的危险之中。”虽然媒体报道中称当地森林公安局、边防派出所在严厉打击滥用枪支，捕杀候鸟，但从志愿者反馈的消息来看，情况并没有好转。

“让候鸟飞”

    反盗猎和栖息地保护是目前最重要的野生鸟类保护手段，但执行效果甚微。

    观察近两年的情况，“（政府的执法）几乎是没有效果。” 刘慧莉认为官方的救护工作很无力，“因为像整个东部城市都在候鸟的迁徙通道上，如果是特别小，特别具体的范围其实是很好管理的，但是候鸟迁徙涉及的面积特别大，曝光举报后政府部门对我们的建议有回复，但我们觉得不太适合操作，比如说与之前相比，人力配备并没有增加。”

    媒体的曝光会给当地政府和村里的人带来压力，比如2012年曝光的湖南郴州桂东县捕鸟猖獗，如今从当地救助站志愿者踩点得到的反馈消息来看，确实得到了改善，“政府部门重视，当地村民也多少有些敬畏。可是，往外延伸几个山头就还是有捕鸟的情况。”刘慧莉觉得情况不容乐观。

    “就反盗猎来说，很多部门从来不主动执法，需要民众举报。好一点的执法部门会主动去做一些反馈，去执法。还有很多没有执法经验的部门，以前可能没有人给他们举报，所以他们的反馈机制和能力都很差。”

    现在“让候鸟飞”项目正在建立全国的护鸟网络。当地如果有了民间的监督力量，反馈机制会好很多。“一定要强调民间的监督力量”，刘慧莉说，“有没有民间的监督力量反差会特别大。民间力量会第一时间发现捕鸟的情况，也会第一时间反馈当地部门的执法效果。”

    但是，志愿者的护鸟成本很大。抛去巡山需要的交通、食宿成本，对于候鸟的救助、饲养成本很高。据《新京报》的一篇摄影报道，唐山市乐亭县大清河鸟类救助站站长田志伟5年停薪留职，救护鸟类上千只花掉了40多万元积蓄。其中提到他在救助站中喂养了10只受伤的普通鵟，每天食用牛肉3公斤，仅此一项的单日花费就要150多元。

    现在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下也成立了“让候鸟飞”基金，可以通过民间募捐的形式，为这些志愿者和“鸟人”提供一点经济补助。

    除此以外,栖息地保护是候鸟保护的另一重要手段。但是，湿地等野生鸟类关键栖息地正在不断丧失,多数的开发项目和区域规划都缺乏相对翔实的鸟类多样性本地资料,导致鸟类栖息地,尤其是滨海湿地,被有意无意破坏殆尽。

    近期，自然大学对渤海湾进行调查发现，“沿海的泥制滩涂作为野生鸟类重要的栖息地，并没有被纳入到生态红线当中。而且沿海地区在开发建设中，没有把生态红线纳入到环评之中，许多环评师本身对生态湿地也缺乏概念。”

    刘慧莉认为，栖息地保护在我国几乎是空白，“从立法到执法到民众的意识几乎都是空白。”所以现在很需要全国各地的志愿者加强对鸟类保护工作的宣传，自然大学也在积极建立全国护鸟网络。据她介绍，目前全国护鸟网络已经涵盖了16个省份，约有20个团队，以招募志愿者的形式对野生鸟类保护进行宣传，对捕鸟现象进行举报、救助。

法规缺位

    几个月前，发生在2012年的“北大港湿地东方白鹳遭毒杀”案，有了终审裁定，4名被告分别被判处五年到六年六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一万元至两万元。

    其实，东方白鹳事件后，天津也在反思鸟类保护。例如，申报北大港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增设野生动物保护监测点，《天津市湿地保护条例》《天津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也相继进入天津市人大立法议程。

    然而讽刺的是，前几日央视曝光的万新村鸟市交易，竟然光天化日出现在市区大街上，甚至城市综合管理办公室门口。舆论又一次把天津推向了“保护不力”的风口浪尖。

    对于候鸟的保护，国家层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里早有规定，全国32个省市自治区也有具体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或实施办法。

    但本社记者查看具体的法律条文发现，在32部地方法律法规中，只有北京、上海、四川、重庆、黑龙江、山东、吉林、宁夏等9个省市区将捕鸟的网具列入非法捕猎工具。

    而捕鸟现象严重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其《陆生野生动物保护管理规定》中，并没有禁止捕兽器的定义，也没有捕兽器相关条款描述。相比其他省市，广西在立法方面确实存在明显空白。给盗猎分子留有钻法律漏洞的机会。

    “鸟网的成本很低，但是面积铺得特别广，杀伤力特别大。对于林鸟，鸟网几乎是可以一网打尽的。”在立法方面，刘慧莉希望全国各地都要将鸟网列为禁止的捕猎工具。鸟网的生产、流通和销售要进入行政许可。“如果不是做环志以科研为目的的捕鸟，是不可以买到鸟网的。同样，毒药和兽夹也应该列入其中。”

    另外，《食品安全法》规定：“禁止生产经营未经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肉类或肉类制品。”《动物防疫法》规定：“人工捕获的可能传播动物疫病的野生动物，应当报经捕获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建议，经检疫合格的，方可饲养、经营和运输。”

    反对吃野鸟以及吃一切野生动物，不光是在践行《野生动物保护法》,更是在推进整个国家的食品安全责任意识，细化食品可追溯制度的完善和出台。

    刘慧莉指出，当前包括野鸟在内的野味经济市场，绝大部分没有任何检疫规定，这违反了《食品安全法》和《动物防疫法》所要求的相关检疫环节，而屠宰、出售无检疫的野生动物制品属于违法行为，公众可以举报。

    马上又快要到过年的时间了，回老家吃野味又到了一个高峰期。在卫生部宣传中心、环保部宣教中心以及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新闻宣传司的支持下，“让候鸟飞”公益基金等多家公益组织联合发起了“不吃就是保护——拒绝消费野味”的公益宣传活动。

    刘慧莉说：“中国人应该建立一个基本的概念，吃野鸟不仅没有传说中那么高的营养价值，也会存在健康风险。比如，野生鸟类可能携带禽流感病毒、寄生虫等，这些在捕获、加工、生产的过程中有极高的感染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