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思维习惯影响社会进步

    不久前，全国现代思想史研讨会在秦皇岛召开，会上学者们热烈讨论起《中国人的思维批判》这本书，书中对我国国民性的解读引起很多嘉宾的共鸣。作家阎连科曾总结为：“颠覆性的观点，痛快淋漓的论述，这本书犹如我们头上的一声惊雷，所引起的震动和惊骇是必然的。”

    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发现，中国15世纪前科技辉煌，此后一直落后于世界，李约瑟因此发问——为什么中国在15世纪后落后于世界？这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空气动力学家钱学森曾问温家宝总理，中国为什么培养不出能获诺贝尔奖的科技人才？这是“钱学森之问”。借用这个句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楚渔在《中国人的思维批判》中提出的国民性批判，也可被称为“楚渔批判”。

    楚渔认为，近代中国科技落后，创新能力弱，社会进步缓慢的根本原因不是政治制度、教育体制、文化源流等问题，而是国民的思维习惯长期固化后形成的模糊、混乱、僵化的思维模式。

    中国人对自己民族的反思比较深刻的有鲁迅和柏杨两位先生。他们主要反思的是中国人劣根性的种种表现，比如奴性、不诚信、窝里斗等。楚渔在《中国人的思维批判》中用独特的视角，试图从哲学角度寻找造成国民劣根性的病因。

    楚渔认为，混乱、模糊的思维模式主要是中国人长期习惯于模糊地认识事物和表达自己的想法，从而导致行为的混乱，是中国那种特定环境和文化造成的。这种思维模式让中国人思考问题受面子、情感、功利的左右，缺少古希腊人那种强烈好奇心驱使下，孜孜不倦探索科学、追求真理的精神，不能实事求是，不能专心致志，做事效率低下。

    15世纪前，人类的科技竞争主要是技术的竞争，勤劳的中国人发挥人多力量大的优势，能鼓捣出一个个小发明，但那不是科学理论。中国积累的技术经验多，却缺少高度抽象思维的能力，现代科学的任何奠基理论如经典力学、元素周期表、相对论、光子力学等等，几乎罕有是中国人总结出来的。

    影响社会进步的三大要素是人、自然条件、社会条件。显然，人是根本因素，阻碍社会进步的根本因素是人，不是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依次分析，制度、体制、文化都属于社会条件，因此是影响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但不是根本因素。

    人的因素又分成多种，决定人素质高低的根本因素是大脑，大脑的根本在于思维。在思维的物质基础方面，中国人不比西方人差，中国人智商不低；在思维的构成里，思维的材料即知识储备中西方大同小异，中国学生学的知识和外国人没有差距，中国学生的考试成绩甚至遥遥领先。因此，中国人的思维问题是使用工具的习惯问题。

    几千年的制度、体制、文化造成的思维惯性是我们这个民族血脉里无法舍弃的遗传基因，我们喊破喉咙，思维惯性也不会按少数人的意志马上修正。并且，制度、体制、文化都是人创造出来的，改进思维模式，人就会进步了，制度、体制、文化自然更加科学。

    改变人的思维模式，可以用最简单最科学的方法迅速达到我们的目的。通过教育手段，强化逻辑训练，让每个人思考问题时能集中主题，不偷换概念，养成习惯，也能像西方人思考问题那样一根筋，就事论事，不考虑情感、面子和功利。这样，做事效率就高，就能深入，就能理性，一个民族的创造力就能迅速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