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国学大师汤一介

    9月9日晚8时56分，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汤一介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晚年时，他针对社会上出现的道德败坏、诚信缺失引起的公共事件，提出过自己的看法。9月15日，汤一介生前好友与他做最后告别。

    9月9日晚8时56分，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汤一介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9月15日，国学大师汤一介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举行。汤一介的遗孀乐黛云以“你的小黛”向相伴60年的丈夫作最后的告别。她在挽联上写道：“未名湖畔，鸟飞何疾，我虽迟慢，誓将永随。”

    4天前，9月11日的京城，黑云压城。北大汤一介治丧委员会接受社会各界前来吊唁的第一天，本社记者在北京大学人文学苑1号楼108室里看到，汤一介先生的照片悬挂在一副挽联中间，“阐旧邦出入佛道修儒典三教人物各有乐地，辅新命会通中西立人极四方望皆同此心。”这是对他一生的概括。灵堂内外，带哀容者往来穿梭，伴着吊唁者的啜泣，亨德尔的《弥赛亚》低沉、婉转地回荡在空荡的灵堂里。

    汤先生的学生、生前好友、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赵德润先生亲自前来吊唁，并向本社记者回忆了与先生的共处往事。

历经乱世不忘本

    据赵德润回忆，他是1965年秋季入学，师从汤一介先生，当时汤先生还只是讲师。1966年6月1日，随着北京大学哲学系贴出的第一张“大字报”，“文革”波及到了北大。正值不惑之年的汤一介由此经历了一生中最困惑的10年。

    1980年，53岁的汤一介先生恢复了在北大讲课的资格，从此他专心做学问，以真善美概念为基础，综合各家所言，建构了一套中国哲学理论体系。

    赵德润回忆说：“汤先生认为儒学对于社会的和谐稳定会起到很大的作用，所以他大力倡导儒学研究，特别是晚年主持编纂《儒藏》。他说如今我们国家在别的研究上花了很大工夫，但是对于儒学，用的力度不够，所以他想编纂。”

    2002年10月，汤一介向北京大学领导提出编纂《儒藏》的构想，得到了张岱年、季羡林等著名学者的鼓励和支持。2003年国家教育部批准立项，北京大学整合文科院系的力量并联合有关高等院校和学术机构，正式启动了《儒藏》工程，这也是教育部迄今为止最为重大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攻关项目。汤一介任《儒藏》首席专家，另外有日本、韩国和越南等国家的学者一共400多人。

    北大哲学系还招收了一批硕士、博士研究生，让他们参与编纂《儒藏》，使传统文化得以传承。胡士颖就是其中的一位研究生，2012年开始，他师从汤一介先生攻读博士学位，也参与了《儒藏》的编辑工作，主要负责对稿件的严格把关。

    平日里，汤一介先生总是打电话把他的学生叫到家中一起讨论问题，胡士颖说：“汤老师的指导比较广泛，一开始就是让我们广泛地读书，适当地进行自己的独立思考。跟汤老师做学问，最深的印象是三点，第一要有深刻的洞察力，第二要深入了解社会，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要自由独立思考。”他强调，《儒藏》的编纂过程中每个程序都特别尊重法律。

    汤先生去世后，胡士颖和几位师友一直在帮忙处理汤先生的身后之事，对于未来，他表示会继续秉承汤老师的遗风，完成《儒藏》的编纂工作，并且自己也会立志“成为一个哲学家”。

编纂《儒藏》

    今年6月，已经身患重病的汤一介先生在《儒藏》“精华编”百册出版发布会上曾说：“我想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愿意为《儒藏》编纂工程竭尽全力。”如今，汤一介《儒藏》精华编已出版100册共6000余万字。汤一介去世后，编纂工作仍将继续，按计划将于2017年9月完成全部339册的出版工作。

    汤一介先生生前注重对儒学的研究，在赵德润看来，“他主张对儒家思想扬弃的继承，不是全盘的把它拿过来，钻到故纸堆里去，而是要结合时代的要求，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他讲过我们的社会要加强法治。汤先生曾认为，我们的国家还不是完全的法治国家。我们一定要一手抓道德，一手抓法治。”

    汤一介先生生前曾在采访中对重视恢复传统文化表示了肯定，“必须传承，才能创新，文化不可能在空地上建立起来，一定要在原有基础上来创新。我们的传统文化因为有一个大的断层，要恢复起来是需要时间的。不像台湾，它是没有这个断层的，所以比我们在民众中间、在老百姓中间、在青少年中间恢复要容易得多，我们应该困难得多。”

    但汤一介也不赞成学习台湾以法律手段强制推行对传统文化的学习。他认为，青年一代带有逆反心理，有的时候强加的东西，他们反而会反感，“所以你就必须要引导他，否则会起一个反感的作用。我们的教育方式需要改变，不应该用那种完全背诵的教育方式，应该是启发式的教育方式，应该教育他对传统感兴趣。”

讲真话的先生

    2011年4月汤一介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和赵德润成为同事。这是1951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领导下的文史研究机构，其馆长、副馆长、馆员皆由国务院总理聘任。迄今为止，共聘任馆长、副馆长20名，馆员237名。

    赵德润回忆起与汤先生共事的经历，他说：“汤先生是个讲真话的人，他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文史馆很适合他，因为文史馆就是个讲真话的地方。”在文史研究馆工作期间，赵德润经常去听汤一介先生的演讲，“虽然是同事，但他毕竟是我的老师，他的学问比我高多了。”

    汤一介先生从不以哲学家自居，称自己不过是“不断地提出新的哲学问题”，但是，他的许多“问题”足以引起当代人深思。针对社会上出现的道德败坏、诚信缺失等引起的公共事件，汤一介先生也提出过自己的看法。

    赵德润回忆说：“汤先生认为，我们要抓道德，因为整个社会道德在下滑，很多假的东西出现，损人利己的东西出现，在这里社会道德规范和儒家思想观念不是背道而驰的，所以要抓道德建设，同时要抓法治建设，因为只靠道德约束是行不通的。”

    汤一介先生生前接受采访时曾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对社会问题负有责任。他认为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具有不治而医的传统，也就是说，知识分子不是直接去治理国家，但他应负有对国家和社会议论的责任。这是传统的知识分子职责。现代知识分子应该具有不向非真理和半真理妥协的志向。

    他进一步解释：“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把经济建设作为发展中心，在这种制度下哪些能够说的、哪些不能说的常常受到约束。因为有些话你说了，就被评价说你不符合现实社会要求，因为现实社会我们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常常我们是要妥协的，不妥协那我们就没法说话了。本来我们还可以说一点点话，假如我们要真正做到不向非真理、半真理妥协，现在一点话也不能说，所以常常良心就受到责备了。比方说学术腐败，如果一个个人你去责备，反而会得到什么呢？受到他责备的人会找你麻烦，而且会得到跟他有相同问题的人的反对，所以常常觉得还是不说为好，说了会找麻烦。”

    汤一介先生认为，现在的社会，人们往往只是重视“工具理性”，没有重视到以人文建设为主的“价值理性”。他认为只有注重到“价值理性”才会只认真理，不去考虑到个人得失。斯人已逝，汤先生作为知识分子的遗风已留存世间。

    吊唁的第一天，赵德润和其他几位老者在灵堂前驻足了很久，北京城笼罩在乌云下，似乎映衬了他们内心的哀伤。逝者已矣，生者如斯。傍晚时分，大雨瓢泼，雨水击打在灵堂的屋檐上，淹没了《弥赛亚》的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