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训：公众焦虑背后

进入9月，随着各大学军训期的到来，声讨军训的呼声愈演愈烈，相关的媒体报道也随之呈现白热化的局面。

早在8月24日，湖南一中学军训教官与学生及老师发生激烈冲突，致41名师生受伤，而随后的辽宁女高中生军训期间自杀事件，更成为近期引爆舆论的导火索。

自20世纪80年代末起，社会上对学生军训就褒贬不一，其中因为军训导致的学生伤亡事件每年都大量发生，学生被军训教官体罚（甚至有更恶劣行为）的新闻更是屡见不鲜，因而导致社会上对军训这一教育形式的存在提出质疑，亦因此引发了公共焦虑。

一项实施了29年的制度，为何突然遭到公众的质疑？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是否还有改革的可能性存在？

其实，早在1984年，我国就先后颁布实施了《兵役法》《教育法》《国防教育法》等法律，对学生接受军事训练和国防教育做出了法律性的规定，要求学生接受基本的军训；1985年9月开始，全国约50所高等院校、100所高级中学和相当于高级中学的学校进行学生军事训练试点，摸索经验；1987年，学生军训试点的范围进一步扩大，高等院校增加到105所。

公开的资料显示，截至2013年10月，全国已有2000所高等学校、22000所高级中学开展学生军训工作，年参训学生达1700多万人，基本实现了国家确定的所有高等学校、高级中学开展学生军训的目标。

但是，29年来，因军训产生的问题不断被媒体曝出，而相关部门的改革却一直步履迟缓。有人呼吁，学校毕竟不是军营，更不是“新兵连”，和其他国家不同，中国强大的预备役储备，是否值得教官完全拿部队的高标准和严要求“往死里练”年轻的在校学生？

也有人怀疑，在军训内容方面，全国统一的单纯“走正步、练队列、军体拳和汇报表演”，跟获得真正的军事技能有多大的关联？

更尖锐的质疑往往来自于媒体：每年军训导致的学生伤亡（包括自杀）事件能否避免？军训教官身上的暴戾之气从何而来？非现役军人是否具备担任军事教官的资格？军地之间在军训上是否存在利益寻租？一些“兵痞”是如何混入教官队伍的？

另外，如果学生的守纪要靠拳脚来维持，体质要靠挨打指数来提升，那么军训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学校方面是否具备应对军训突发事件的意识，是否提前制定过军训突发事件的预防机制？

当前，无论公众对军训的质疑有多强烈，对军训改革抱有多么大的期望，也得承认，军训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它并不局限于军训内容的改革，而是涉及组织领导管理体制、军训内容、保障体制等一系列的改革，这场改革是一场对教育行政部门、部队、学校等多方面的“实战”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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