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官”解密，还需制度做题

        2008年，“裸官”一词横空出世，随着反腐力度的加大、国家治理能力的强化，“裸官”的仕途空间逐渐狭小，2014年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修订，六条“高压线”的禁止条款将“裸官”、跑官等隔离在干部升迁门外，完全封堵了“裸官”的政治上升空间。

然而，即便在这种情况下，6年过去，“裸官”依旧犹如神秘的符号，现存官员中哪些人是“裸官”？国家从年初开展整治“裸官”专项行动以来，全国摸查又汇总出多大的“裸官”规模？这个数据、名单的表层问题仍然成谜，更何况“裸官”及家属的境外资产情况、“裸官”资产来源等深层次问题。

众所周知，“裸官”存在违背公职人员应有的政治伦理，对其限制、调整也是多数现代国家的治理惯例。“裸官”手握公权是否安全也是一个问题。因为缺乏相应的透明数据，只会平添民众的猜忌，而猜忌和质疑显然只会让民众社会安全感更加流失。

不仅如此，“裸官”在一定意义上更具贪腐倾向，属于贪腐犯罪边缘的高危人群，强化对该群体的公示与监督，本身就是一种犯罪预防的必要举措。由此可见，无论从标明官员忠诚角度，还是从强化民众的安全感角度，抑或从预防职务犯罪角度，公示“裸官”数量以及相关财产情况都属于政府公示的义务范畴，是取信于民的必由之路，可以说是党务公开和政务公开的必然要求。

裸官何以成谜，背后或许充满各种角力，也可能因为各省不想在数量上形成一种鲜明对比，更不想成为出头鸟引起中纪委、巡视组以及舆论的高度注意。然而归根到底，“裸官”成谜，显然还是配套制度缺位和乏力。

  倘若有官员财产公示的基础，有完善的领导干部个人事项申报数据库，有不动产和家庭相关奢侈品的登记体制，所谓“裸官”或许根本就无从成为气候。退而言之，若摸底调查附有公示时间表的硬性规定，“裸官”数量、财产来源的谜面也根本无从形成。

渐进的改革，是理想与现实冲突下无奈的选择，要在可控的局面下进行有效的处置，这需要不少的智慧，更需要完善的制度构成。然而，从国家的现代化治理而言，这个坎必须跨越、这个深水区也必须涉及，这一切，我们显然无法逃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