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象牙塔”到“蛀牙塔”

  近几年，高校校长接连落马成为一种现象，原本的“道德高地”变得腐败丛生。大学校长腐败的背后，实质是“权力腐败”。哪里有不受监督的权力，哪里就有横行的腐败。

□本社记者 张 倩

　　当今中国高校困惑于这样一种现实，“高校反腐败的力度在逐年加大，而腐败烈度却逐年升级。”南京工业大学副研究员孙义在对全国高校已发生的腐败案件进行梳理后，得出结论——“高校已成为腐败犯罪新的高发区”。

　　中国社会科学院在2010年中国教育蓝皮书中也作出类似的判断。在公众眼中，一些高校已从“象牙塔”蜕变为了“蛀牙塔”。

　　“蛀牙塔”的由来，与那些因贪腐落马的大学书记、校长们息息相关，他们也因此被称为“高校蛀虫”。

　　目前，高校教学经费来源已从过去的单一渠道转化为多渠道、多方位的筹资。高校开始频繁参与市场经济，基建规模逐渐扩大，且在工程建设、设备物资采购、招生录取等方面拥有的自主权越来越大。

　　作为高校的“实权人物”，大学书记、校长们掌握着这些人、财、物等重要资源。而近几年，多位高校书记、校长的落马，使“大权独揽”的校园“一把手”披上了浓重的钱权色彩。

　　那么，究竟这些高校的书记、校长因何落马？腐败背后，根源何在？高校“一把手”腐败，又该如何破解？

基建腐败是主因

　　基建已经成为躺在高校“一把手”面前的一块肥肉，在利益的驱使下，很多人也因此身陷囹圄。

　　前南昌大学校长周文斌违纪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2002年，当得意门生周文斌升任南昌大学校长、大搞校区建设时，不爱说教的导师李学礼教授，还是忍不住多次提醒周：不要出问题。

　　11年后，一语成谶。

　　2013年5月10日，江西省纪委对外宣布，周文斌因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当时有纪委官员向媒体透露，周文斌涉及南昌大学新校区基建贪腐问题。

　　草根出身的周文斌走上厅级岗位，缘于赶在2002年江西高校兴建新校区前，在东华理工新校区建设时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建设模式，其核心是“用学校规划楼盘的经营权吸引社会资本投资建设新楼盘”。

　　而让他下位的，恰恰也是这套缺乏监督的建设模式。

　　基建已经成为躺在高校“一把手”面前的一块肥肉，在利益的驱使下，很多人也因此身陷囹圄。

　　据媒体报道，周文斌的这套模式还被拓展到江西省内其他几所高校的新校区建设中，由此也滋生了一连串的基建腐败案：江西师范大学原基建处处长谌光明，南昌航空大学原副校长刘志和、原党委书记王国炎等均因基建贪腐被查处。

　　在周之前，高校管理人员因基建落马，已有先例。

　　2007年，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尧山校区扩建工程特大腐败案被查处，涉案的有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原副校长、工会主席赵永华等2名厅级干部和6名处级干部。

　　2009年9月，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对赵永华受贿案作出终审判决，认定他受贿114万元，以受贿罪和滥用职权罪两罪并罚，判处他无期徒刑。

　　同年9月，武汉大学常务副校长陈昭方和党委常务副书记龙小乐因涉嫌受贿罪，先后于9月13日和9月26日被湖北省人民检察院决定逮捕。

　　百年著名学府武汉大学，常务副校长和常务副书记同时被抓，公众惊诧不已，外媒称，“震撼了大陆教育界”。

　　陈昭方1994年从武大经济学院党委书记(正处级)，升为武大的总会计师（副厅级），而总会计师的主要任务则是“协助校长管理财务”。在这个位置上，陈昭方一干数年。1997年，他成为党委常委、副校长，依然兼任总会计师，协助校长管理财务。

　　一般而言，类似武汉大学这样的重点高校，和企业区别明显，但就财务而言，其工作可能更为繁杂。因为，高校的收入来源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开始走向多元，渐渐摆脱了国家拨款投入的单一模式。

　　陈昭方自己曾撰文分析，1993年武汉大学收入来源只有9项，到2000年变为了23项。“各类拨款占整个收入的比重呈现出波动或下降的趋势，而事业收入则呈现出不断增加的态势”。以2000年为例，当年国家给武汉大学拨款16296万元，仅占同年该校总收入的35.92%。

　　换言之，仅2000年一年，从陈昭方这个管财务的副校长手上，通过的费用即达四五亿元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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