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遇而安的“愚公后人”

——专访第七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石静霞

从河南农村考入武汉大学，跨专业攻读国际经济法专业法学博士，拿下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成为“罗马统一国际私法协会”（UNIDRIOT）执行理事会成员，获得第七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称号，出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院长……石静霞认为自己人生的诸多际遇，更多是朴素的人生信条使然，而不是刻意为之的结果。

1970年，石静霞出生在河南省济源市，那里除了有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外，更有愚公移山的佳话。石静霞自称是愚公后人，调侃自己属于“比较笨的人”，出身农门，没有远大的理想，只要求自己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认真，用心做好。

基于这样的人生信条，在上大学之前，石静霞从未树立过“法学家”的志向，即便是考入武汉大学，所学的档案学专业也和她如今的事业毫不相关。

“法学是我的第二学位。”石静霞笑言自己和法学结缘，是在读大学三年级时，“被老师赶鸭子上架”。

“赶鸭子上架”的第二学位　

上世纪90年代初，武汉大学试行双学位，设定了严格的限制条件，只有完成两年学习，且满足所有必修课（包括体育课）成绩，平均分达90分以上的人才有资格修双学位。全校范围内，满足这一条件的学生只有寥寥数十人，石静霞所在的8805班级也仅她一个人符合条件。

用时下的标准来看，石静霞绝对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学霸”。但“学霸”起初并不想修第二学位，她认为，武汉大学的招牌几乎预示了“旱涝保收”，自己大可不必修双学位。

“必须要修！”辅导员张老师发出了灌顶之声，老师的理由很“严肃”：技多不压身，修第二学位对自己未来发展有好处，关键是“不能浪费了全班唯一的名额”。

“修法学完全是误打误撞。”提起当年的决定，石静霞笑称并非是立志高远的自主选择，主要是那句“做什么事情，就要脚踏实地做好，这样自己的路总不会越走越窄”的人生信条起到了作用。

石静霞的法学道路果然越走越宽，越走越顺，2014年，她获得第七届“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称号。“我这辈子上的第一节法律课便是国际私法”如今已成为著名国际法专家的石静霞感叹“不可思议”，但修双学位时并没有严格按照法学知识的接受顺序听课，而是赶上什么学什么，并没刻意学习国际经济法。当年的授课老师是黄进教授，中国政法大学的现任校长。1995年，作为国内第一位国际私法学博士学位的获得者，时任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的黄进获得了中国法学会首届“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称号。

相较于较多关注历史的档案学，社会实践性更强的法学为石静霞打开了另一扇大门，吸引了她更多的注意力，态度也由一开始的不情愿变成了积极主动学习。功夫不负有心人，到大四毕业时，她如愿拿到了法学学士学位。而当年，全校只有不到30个人拿到“第二学位”。

彼时，张老师既高兴又失落，因为，成功修取“第二学位”的石静霞浪费了另一个名额。

保研还是考研？

从石静霞决定考研起，就意味着她放弃了本专业保研的机会。

“考研是我长这么大，做得最艰苦的事情。”石静霞感慨。

大四开学前的暑期，石静霞决定考研，报考国际经济法专业，该专业被公认为“武汉大学法学院最难考的专业”。资料显示，时至今日，国际经济法专业的全国排名中，武汉大学依然位列第一。

初涉法学便要与法学正规军竞争4个国际经济法研究生名额，难度可想而知。而当时，石静霞所在的图书情报学院已经决定保送其上本学院的硕士研究生，而她也是班里唯一够格的人。

一边是竞争激烈的国际经济法大军，一边是本专业毫无压力的通途大道，正常来说，保研是最好的选择。然而，“兴趣已经完全转移到法学”的石静霞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考研。

辅导员张老师没想到，这个当年要靠自己苦心动员才去修双学位的学生，竟然在考研的问题上那么坚决。然而张老师却没对浪费了保研名额的女孩做任何苛责，他知道这个聪颖坚韧的学生承受了怎样的家庭变故。

1991年春节期间，石静霞母亲病逝，十几天后父亲也随之故去。在短短的时间里，年仅20岁的女孩，骤然失去双亲。“必须要找点事情来做，不然没法排解心里的伤痛。”石静霞说。

承受着亲人故去的伤痛，并非法学院的科班生，报考竞争最激烈的国际经济法，石静霞竟然在70多人的考试队伍中脱颖而出，成绩高居榜首。

没硕士学位的博士生

石静霞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武汉大学国际经济法专业，就在人们以为她要安心读研的时候，她却远赴广东工作，学校按规定可以为其保留学籍1到3年。

“90年代初，广州遥远得如同外国。”1年后，在北京工作的哥哥动员石静霞，“还是回去读书吧”。

1993年，石静霞重返武大，师从国际经济法学界著名教授余劲松老师。除了上课外，便跟着导师做课题。在参与了余教授的关于跨国破产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后，石静霞于1995年在《法学研究》上发表了名为《破产域外效力的比较分析》的论文。

硕士期间便表现出了高超的学术素养，余劲松建议石静霞读博士。

当时，武汉大学国际经济法的硕士研究生需要读3年，而石静霞读了两年之后便开始攻读博士，成为武汉大学硕士没毕业便提前攻博的第一人。“所以，我是没有武汉大学硕士学位的。”

1998年，石静霞获得武汉大学国际经济法专业博士学位，随即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任教。2000年，她的博士学位论文《跨国破产的法律问题研究》被评为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为当年法学类论文全国唯一获奖者。

从教4年成为教授，从教7年已是博导。踏实做事的风格让石静霞的从教生涯非常顺利。然而，她却在2006年放弃教师身份当起了学生，申请到耶鲁大学法学院攻读硕士学位，第二年攻读博士学位，并于2011年顺利毕业，成功取得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其博士学位论文《国际法上的自由贸易和文化多样性问题研究》，于2013年由世界著名法律出版商在英国牛津和美国波特兰同时出版。

期待随时被打断的课堂

离上课还有40分钟，教室里就已经来了二三十位学生，原本只有90多人的选修课程，等到下午开课的时候，能容纳110人的教室已经座无虚席。授课开始，不同于传统意义上“老师讲、学生哑”的课堂，教室里时时传出师生讨论问题的声音；授课结束，学生也不放过老师，仍要上前请教问题……这学期的每周二下午，是石静霞为本科生授课时间。4月29日，民主与法制社记者亲历了石静霞的国际经济法课。

在耶鲁大学学习5年之后，石静霞重返对外经贸大学，感受到“中国法学院的课堂和美国法学院的课堂差别非常大”。中国课堂基本上是学生等着老师灌输，学生欠缺主动性。而美国课堂上，学生不仅会积极讨论，也会挑战教授所讲授的内容。

分析中外课堂的差别，石静霞更期待“随时被打断的课堂”，“我希望课堂上学生随时打断我，随时交流，进行思想的碰撞。”她说。

石静霞在教学中，通常不完全按照教科书上的章节内容来讲，而是根据该领域的发展，及时跟踪新的知识，布置给学生阅读。通常每节课前，她会给学生布置20页的英文阅读材料，然后在课堂上通过提问等，激发课堂讨论。

“实际上这种教学方式比按部就班地照本宣科要累得多。”石静霞说，首先，老师要布置学生阅读，自己也得非常熟悉材料，才能应对课堂上学生的各种讨论。对学生而言，他们是否阅读这些材料，是否认真研究材料，所呈现的学习效果也会有很大差别。显然，在石静霞的课堂上，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要付出高投入。

在给学生面试时，石静霞总爱问他们一个问题：“来对外经贸学法律，你打算以后从事什么职业？如何发展？”在提问学生的同时，石静霞也给自己提了要求：“你要培养什么样的学生？”

“我希望能培养出几个外经贸法制领域的领军人物。”

“培养一个人出来，可以影响一批人。我们在外经贸领域是有优势的，所以我们希望培养外经贸领域的领军人物。”在采访的最后，石静霞如是说。

5月20日，记者再次见到石静霞时，她刚从罗马参加会议回国。

2013年，石静霞由中国商务部推荐，以全球第三高票当选政府间组织“罗马统一国际私法协会”（UNIDRIOT）执行理事会成员，成为全球仅25名、亚洲地区仅有的3位成员之一，任期为2014年到2018年。

作为新晋理事会成员，石静霞很明确自己的角色定位，“有效参与，让中国发声”，并及时掌握国际会议上的新动向。参加会议时，她提出了一些关于机制运行的建议，石静霞认为“如果UNIDRIOT工作机制不好的话，就不会更有效地将其立法项目推向中国”。

“踏实做事，做就做好”的“愚公思维”又一次显现，这次被石静霞带到了国际会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