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顾远笔下的中华法系本貌

　　中华法系，虽历经千年，但依然影响深远，熠熠生辉。在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中，法律制度的真实情况如何，传统法律有哪些特征，该如何传承发扬，都是我们应当重视并思考的问题。论及中国法制史及其研究，必让人想到陈顾远先生所著的《中国法制史》一书，作者以总论开篇，开宗明义说法制，探源索流说“三变”，追根溯源论法系；以各论居中，探讨了国体政体、人事法规、刑事法规、家族制度、婚姻制度、食货制度等内容；以后论收尾，阐明了礼法合一的观点。可以说，全书结构合理、史料翔实、论证充分、有理有据。

　　中国法制史的研究范围及研究方法

　　对于中国法制史的范围，法史著作或教材有采广义，有取狭义，“然广至何种程度，狭至何种界限，各家选材，亦难一致”。产生这种体例与取材的混乱或表里不一的主要原因，在于对“法制”二字的理解不同，观点各异。因此，作者开宗明义，认为既然“法制”之名为解释各有所见，不如“合而用之，乃得其全”。并明确了对法制概念的界定：“为社会生活之轨范，经国家权力之认定，并具有强制之性质者曰法；为社会生活之形象，经国家公众之维持，并具有规律之基础者曰制。条其本末，系其终始，阐明其因变革之关系者，是为中国法制之史的观察。”关于中国法制史的研究方法，作者认为，“与其采时代研究法而失之紊，无宁采问题研究法而得之专。”什么是“问题研究法”，顾名思义，就是将中国法制史按照“问题”，划分为现代法学的分支部门、范畴进行阐述，同时在每个问题中可以按照时期顺序进行叙述；还要做到两个区分：把史料搜集与法史研究区分开来，把历史时期与法制发展区分开来。这是作者的一个独创。

　　中国法制史的“三变”

　　作者认为，“法制之以史称者，无往而非述其变也，亦即探源索流之工作也。”所以，探寻法律制度的演变是法律史的主要内容。纵观整个中国法制史，有三变：第一，变法之变。“得知中国法制之最大变动，不外秦也、莽也、北宋也、清末也”四次变法，其中“秦代变法与清代变法，乃中国法制史上最显著之两大变动”。作者指出，秦代变法的意义，在于“结束封建制度，使中国之律统有所创立”；王莽变法“重于经济改革，在中国法制史上究放一异彩”；宋代王安石变法“功虽未成，后世言政者且以安石为戒，而新政之精神则实振往古，惊后世，在中国法制史上固有其光荣地位，与显著成绩”；清末变法“兼采西制，使中国之法律开其新端”。然而，最大变动之中仍有不变：一是“有一中心势力未变”，即儒家的影响未变。二是“关于历史上之势力未变”，即前后变动延续承继，基本的目标、框架、方式未变，而且历史愈久，影响愈大。第二，律统之变。作者指出，“中国法制之在昔，除礼之外，以律为主”，“律虽不必皆在每代中占优胜之地位，然其蜿蜒起伏之路线，自秦以后未尝断也”。第三，法学之变。总体来看，“法学之盛限于战国，律家之著仅在汉魏，律学之衰始于东晋，则为莫可否认之变化也。”

　　中华法系的特征

　　作者认为，从中华法系的存在看，中华文化是世界上最早创造的文化之一，并非由他处移植而来，乃系创自本土，故即便外夷侵入仍“坚立不拔”；同时中国文化一方面具有天下一家之情，一方面富有和平共处之神。从中华法系的特征看，一是礼教中心。二是义务本位。三是家族观点。四是保育设施。五是崇尚仁恕。六是减轻讼累。七是灵活其法。八是审断有责。

　　中国法制史之各论

　　关于学校，作者认为，“学校之设，中国向已有之”，与现代学校相比，都是教育机构，但性质不同，内容有别；其形式有“国学”亦有“地方学”，其内容偏重于道德修养，还有养老、养士的职能，“而非以学为主，更非重视实科。”关于刑事法规，首先，我国古代之讼狱观念，争财曰讼，争罪曰狱，这是民事刑事观念的区分。其次，相比民事制度重在以“德法”而自制之，防患于未然，刑事制度中法官以刑官名，法司以刑部称，法典以刑书言，则所谓诉审制度，即为刑事而设；从而刑名、罪刑、肆赦各事，不仅占有法典之重要领域，且在事实方面无处而不遇焉。关于食货制度，有三个信条尤为重要：一是强本，中国以农业立国，故富国之本重于农桑，“盛世之制，必以阻抑强梁兼并为策，以充实内外仓库为务”；二是薄敛，善治其国者，不能无取于民，亦未尝过取于民；三是节用，既须不夺民之时，不穷民之用，轻其征，薄其赋，那就应量其入而出之，以为用度之数。

　　（作者单位：青海省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