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在数字时代的挑战与转型

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在数字时代的挑战与转型

——以国际组织后备人才培养为例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我们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不仅要注重法律知识，更要强调数字技术与法律的结合。2023年7月召开的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上，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重点做好建设国家教育数字化大数据中心、强化数字教育国际交流合作等四个方面工作。2023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国家加强对外工作人才队伍建设，采取措施推动做好人才培养、使用、管理、服务、保障等工作。”将加强对外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给予法律上的明确规定。可见，在数字时代，培养出既懂法律又懂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是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工作的关键。

　　近年来，我国数字技术创新能力持续提升。今年5月，国家网信办发布《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2年）》显示，我国5G实现了技术、产业、网络、应用的全面领先，6G加快研发布局。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但是，面对数字智能，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冲击，适应数字时代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面临重大新挑战。以国际组织后备人才培养为例，我国培养的涉外法治人才需要在国际市场上与他国同时代人才进行竞争比拼，以获得竞争优势，得到为数极少的实习机会与岗位。这既是涉外人才培养模式的新任务，也对高等教育机构课程设置提出了转型新要求。我们不仅要培养一支通晓国际法规则的团队，更要培养一支能够熟练应用数字技术的团队。这样才能更好地在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组织中运用法治手段开展国际斗争，进而服务于涉外法治、法治中国建设。近些年来，一些高校开始响应国际组织对法学人才的需求，推出专门的培养项目。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已运行10年的“国际组织后备人才培养”项目、华东政法大学2023年成立的“涉外法治研究院”等。在数字时代背景下，这些高校正通过前瞻性地升级课程内容、实践中融合技术与伦理以及采用跨学科的教学方法，来进行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型。

　　数字科技对国际组织后备人才培养的挑战

　　在数字化时代，国际组织后备人才培养面临多重挑战。从课程内容、技术应用，到人才培养策略，每一个环节都亟须进行深入创新。现有的法学教育框架为我们提供了基础，但在新技术背景下，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如何更有效地培养人才，使之既具备扎实的法律知识，又能适应数字化工作环境。具体来说，面临如下挑战：

　　如何建构中国涉外法学自主知识体系。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2012年）》，法学专业核心课程现有法理学、刑法等十六门，除法理学、宪法等宏观理论课程外，最有可能直接且系统地介绍国际组织的课程，当属国际法。一些学校也会在环境资源法、劳动与社会保障法、知识产权法等相关课程中，介绍与该课程直接相关的国际组织。比如，知识产权法课堂上，有的教师会介绍世界知识产权局；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课堂上，会介绍国际劳工组织等。在中国视角下，当前课程设置在系统认识国际组织这一重要的国际法主体方面，至少存在两大弊端：首先，现有教育体系未能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来加强学生对国际组织知识的系统学习。其次，课程体系中缺乏从中国视角出发介绍国际组织的内容，也未能有效利用现有技术来发展国际关系、国际法学等交叉学科。此外，新型的教学模式，如线上线下融合教学方式，还没有得到广泛应用，因此课程缺乏数字延展性。虽然一些课程已经从最传统的“考试—绩点”模式逐步引入模拟法庭（Moot Court）、模拟联合国（Model United Nations）等学科竞赛元素，但这仍不足以帮助学生应对在真实国际组织工作环境中可能遇到的多元化和跨学科挑战。为了进一步提升课程的实用性和前瞻性，有必要超越传统模式，重点考虑培养学生未来在同国际组织打交道时的关键技能，以应对真实的国际组织工作环境中可能面临的多元化和跨学科挑战。例如，在涉国际组织的案件办理、跨文化沟通、数字技术应用等方面，学生需要具备与来自不同法律体系和文化背景的当事人有效沟通的能力。目前，我国涉外案件增多，公检法等实务工作中也面临这一挑战。这些实务技能是学生未来在以中国视角处理国际事务时所不可或缺的，但在课程中还未能很好体现。为了更好地培养涉外法学人才，有必要对核心基础课程进行重构，使其更加贴近中国实际、更具前瞻性。

　　数字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与应用。数字技术为法学教育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学习平台：传统的法学教育方式往往更依赖于纸质教材和面对面授课方式，而数字技术则可以为学生提供一个更加灵活、互动和个性化的学习环境。例如，学生可以通过数字技术进行模拟法庭辩论，或者与虚拟法律专家进行互动，从而更深入地理解和掌握法律知识。然而，这种技术应用也带来了一系列的伦理和安全问题。例如，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可能会被用于制造虚假的法律文件或证据，从而影响法律程序的公正性。技术的应用也可能导致学生的隐私权和信息安全受到威胁。如何在确保教育质量和公平性前提下，合理、安全应用数字人工智能技术，这不仅需要教育部门和高校提供支持和资源，还需要技术公司和研究机构提供技术支持和指导。

　　人才紧缺与技术迅速迭代的双重挑战。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法律事务的复杂性日益增加，这对法学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求他们具备深厚的法律知识和实践经验，还要求他们具备跨学科学习的能力和全球化的视野，能够迅速应对各种跨境法律问题。然而，技术的更新和迭代速度远远超过了法律的制定和修订速度，这使得学生在学习法律过程中，可能面临技术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形，使得其学习的法律知识，可能无法适应未来的技术发展和社会需求。

　　国际组织后备人才培养的数字化转型

　　面对人工智能的挑战，国际组织后备人才培养需进行关键转型。2018年教育部、财政部与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的《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积极推动优秀研究生公派留学，加大高校优秀毕业生到国际组织实习任职的支持力度，积极推荐高校优秀人才在国际组织、学术机构、国际期刊任职兼职。数字时代下，法学人才培养的数字化转型，一是要高校对国际组织相关课程进行重构与前瞻性调整；二是技术与伦理的融合教学成为关键环节；三是为了确保学生能够在全球化背景下胜任工作，培养跨学科学习能力与全球视野非常必要。

　　调整、重构涉国际组织相关课程。为了更好地培养法学人才，高校需要对目前法学的十六门核心基础课程进行重构，在课堂形式、课堂内容上进行改革与突破。课堂内容上，要注重构建国际组织相关课程体系，使其内容更加贴近实际，更具前瞻性。这不仅涉及法律课程的内容更新，还需要加入与技术、伦理、国际事务等相关的课程，确保学生能够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有效地应用法律知识。课堂形式上，需要构建一个结合虚拟课堂和实景课堂的教学方案，在软件和硬件上同时升级，以适应新的学习和实践环境。

　　伦理与技术进行实践融合。在课程结构得到优化后，下一步是如何将数字技术融入教育体系中，尤其是要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守卫伦理、守护道德。数字技术和其他先进技术为法学教育带来了新的机遇，但如何将这些技术与新的课程结构相结合，同时确保伦理问题得到充分关注，使学生能够在数字化时代更好地在符合伦理学的范畴下将学习到的法律知识应用于实践之中，成了数字教育转型的关键。

　　开展跨学科教学与培养学生全球视野。随着国际法律事务的复杂性增加，新形势下对于在线纠纷解决等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熟练运用有了更高要求，这使得实践中对通晓技术的法学专家需求迅速增长。教育机构需要加强与技术企业、研究机构的合作，确保学生能够及时了解到最新的技术发展和趋势。同时，高校还应当加强与国际组织和实践部门的合作，为学生提供更多实践机会，培养学生的跨学科学习能力和全球视野。这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适应国际化的工作环境，也能够为国际组织提供更多的法学人才。

　　概括而言，数字时代培养在国际组织任职的法学人才，高校不仅要培养学生的法学知识和技能，还要培养他们的创新意识、跨学科学习能力和全球化视野。这需要高校进行深度课程改革，加强与技术企业、研究机构、国际组织的合作，确保学生能够在数字化时代更好地学习和应用法律知识，从而为社会培养出更多高质量法学人才。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