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唐宋时期遗嘱继承制度的演变发展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法治兴则国兴，法治强则国强。从我国古代看，凡属盛世都是法制相对健全的时期。唐太宗以奉法为治国之重，一部《贞观律》成就了“贞观之治”；宋代法制创造出引理入律、融情于法、寓教于刑的司法艺术，两个朝代在继承制度上也是各有自身特色。具体来说，宋代初期沿用《唐律疏议》中相关规定，并随着社会发展，立足本身，对遗嘱继承进行了完善和改进，这就出现了自己的特点。宋代相当重视继承制度，不断因时修改法律，从初期《宋刑统》沿用唐《丧葬令》规定，到宋仁宗嘉祐年间，朝廷又专门颁布《遗嘱财产条法》，以及《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大量关于继承纠纷记载，都说明唐宋关于继承规定更加规范、细致。

　　唐宋继承制度发展的原因

　　一是唐宋继承制度所处时代背景决定了继承制度处于不断变革时期。唐宋都是在结束了前朝纷乱割据局面以后，有效地维持了内部长期稳定的局面。从宋朝开始经济重心南移，北方部分地区经济文化倒退。后期战乱频发导致“户绝”家庭增多，同时也导致“户绝”家庭采用立嗣遗嘱继承的增多。《唐律疏议·户婚律》规定：“诸硬分田宅及财物者，兄弟均分。其父祖亡后，各自异居，又不同爨，经三载以上，逃亡六载以上，若无父祖旧田宅、邸店、部曲、奴婢见在可分者，不得辄更论分。”即兄弟分家三年以上，逃亡六年以上，就不得参与财产的析分。

　　二是继承制度完备是继承发展的基础。在遗嘱订立阶段，遗嘱得到国家法律的认证。在遗嘱履行阶段，一旦发生纠纷，官府认证的遗嘱是判决的主要依据，法律保护合法遗嘱的效力，保护遗嘱继承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促使法律不断完善以解决逐渐增多的纠纷，《宋刑统·户婚律》规定：“诸应分田者及财物，兄弟均分”。这是财产继承的一般原则，规定兄弟的继承份额相同，享有一样的继承权。所以，宋代的遗嘱继承法律较之唐代更加完备和合理。

　　三是经济繁荣是继承制度发展的物质基础。唐宋经济较为发达，人口大量增加，市场开放加速了经济活动的流通，商业经营活动活跃，带动了民事活动增多。经济的繁荣会影响人们思想的变化，经济的发达，激发了私有观念的变化。唐初，夔国公刘弘基遗令给诸子奴婢各十五人、良田五顷，谓所亲曰：“若贤，固不藉多财；不贤，守此可以免饥冻。”余财悉以散施。在封建时代，遗产最核心部分是田宅和奴婢，刘弘基在遗令中将遗产给诸子作了有限的平均分配，且考虑到未来诸子贤或不贤，都能过得去，而对余财全部散施于社会，说明家长在处置遗产上具有绝对的自主权、自由权，所以遗嘱继承得到了更广泛的使用和重视。

　　唐宋继承制度的法律文化价值

　　一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制度完备推动继承发展。唐宋时期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继承在财产继承中占据重要地位，唐宋遗嘱继承对后世遗嘱继承制度具有积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遗嘱继承法律体系的完善和孝养观念的增强。继承既有国家法令的明确规定，又有民间风俗的认可；既尊重了家庭长辈的愿望，又可以保证各承分人的合法权益，所以继承也逐渐流行。唐代《丧葬令》规定对绝户财产处理时“若亡人在日，自有遗嘱处分，证验分明者，不用此令”的令文，对遗嘱继承的内容给予特殊定位，把遗嘱紧紧与财产继承联结在一起。宋代继承法律体系在不断地完善，从遗嘱税、遗产数量的限制等可以看出其立法的细致。唐宋以后的遗嘱继承制度，都是以此为蓝本，再因时而异发展而来的，既具有封建遗嘱继承制度的普遍性，又具有各自的特殊性。唐代制定了继承法，宋代让这些法律中包括了具体的操作规则。

　　二是唐宋在继承方面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唐宋逐渐将遗嘱作为判案依据的程序细化，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可以支配的财产数量增多，希望通过遗嘱处分财产的愿望就更加迫切。遗嘱继承制度也就因此顺应社会进步的潮流发展。唐宋的法律都赋予了遗嘱继承合法的身份，这种既符合经济发展程度，又尊重个人意愿的方式，得到了广泛的使用。直到唐宋才有了将遗嘱作为判案依据的具体程序细化，使其更具实用性。

　　三是传统法律文化是在具体的民族环境和地域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人们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情感样式的集中表达，是延续千百年的文化在法律现象上的反映和折射。敦煌文书《析产遗嘱样文》：“所有城外庄田、城内屋舍、家活产业等，畜牧什物，恐后或有不亭、争论偏并；或有无智，满说异端，遂令亲眷相憎，骨肉相毁，便是吾不了事。今闻吾惺悟之时，所有家产田庄畜牧什物等，已上并以分配当自脚下。”文中所言的“恐后或有不亭”，是说恐怕日后有不平均、不公正；“争论偏并”是指偏向给谁多、给谁少之争，如发生这类事，就会出现“亲眷相憎，骨肉相毁”。

　　中国固有的法律传统,虽然有着浓烈的封建伦理纲常要素,但依然存在着理性的内核元素。在全面依法治国新征程上,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礼法传统所蕴含的固有理性因素、机制及生成原理,更值得我们重视与挖掘。

　　（作者单位：山东省济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