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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轻罪立法 刑法最小化

　　刑法修正案（十一）中的轻罪立法呈现出法益保护前置化、罪名过度精细化和以规范宣示为目的的象征化等特征。轻罪立法通过扩张集体法益扩大了刑法处罚范围，限缩了个人权利的空间；对犯罪的过度类型化，导致罪刑体系支离；象征性的轻罪立法，还加剧了法律实效的短绌化。我国无论在实体法抑或程序法上均不存在罪刑分级的制度设计，单靠增设轻罪难以改善重刑刑法结构；区分轻罪与重罪的实质意义弱化，轻罪理论也难以证成轻罪立法的合理性。调整我国罪刑结构应先去重刑化、再严密法网，而轻罪立法会导致刑法“又严又厉”；轻罪立法蕴含的积极预防刑法观也非刑法的应有之义。因此，对轻罪立法应保持谨慎，坚守刑法最小化的基本立场。

　　——摘自《东方法学》2022年第6期杨楠著《我国轻罪立法的实践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