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精华之“罚当其罪”探析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援法断罪、罚当其罪的平等观念……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智慧”，是值得我们传承的“优秀的思想和理念”。张晋藩先生在《中国法制史学七十年回顾与展望》一文中指出：“尽管在五千年的传承中不可避免地杂有历史的沉渣，但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法律的传统洋溢着民主性精华，关于法律的形成与发展的论述、立法的成就、执法理政的经验、严治官与宽养民的国策以及司法文明的构建等，共同构成了中国法律的传统。”援法断罪、罚当其罪的平等观念就是这样一种“洋溢着民主性精华”的“中国法律的传统”。

　　从赏罚和“罚不当罪”说起

　　自古以来，“赏罚”问题一直是个热点话题，并上升为治国理政不可或缺、具有不可替代性的重要手段。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对赏罚着墨不少，比较著名的有战国韩非子的“赏罚必知之，知之，道尽矣”。西汉魏相的“赏罚所以劝善禁恶，政之本也”。晋代傅玄的“治国有二柄，一曰赏，二曰罚。赏者，政之大德也；罚者，政之大威也”。唐太宗的“国家大事，惟赏与罚”。

　　关于赏罚与法之间的关系，古人同样重视。《黄帝四经·经法·君正》明确提出：“法度者，正之至也。而以法度治者，不可乱也。而生法度者，不可乱也。精公无私而赏罚信，所以治也。”意思是说：法令、制度，必须是至公至正的存在，以法度来治理国家，不能任意妄为；创立制度、颁布法律，不能随意而作。秉公办事，公正无私，赏罚分明才能取信于民，这是治理天下的大道所在。这里的“赏罚信”与法家所主张的“信赏必罚”有相通之处，张晋藩先生曾概括其为“法家的诚信法律观”。商鞅认为“赏厚而信，刑重而必”“民信其赏，则事功成；信其刑，则奸无端。”韩非子则强调赏罚是法治的关键因素：“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充分利用人的好利恶害之性，在逻辑上推出了以法治国的结论。

　　至于“罚当其罪”，古代思想家则是先从反面“罚不当罪”切入开始论述。在《荀子》三十二篇中，《正论》是专门议论政治的，内容主体为驳斥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十种错误观点。其中一种即“治古无肉刑，而有象刑”（即“古代安定的时代没有肉刑，只有象征性的刑罚”）。对此，荀子批驳道：“罪至重而刑至轻，庸人不知恶矣，乱莫大焉。凡刑人之本，禁暴恶恶，且征其未也。杀人者不死而伤人者不刑，是谓惠暴而宽贼也，非恶恶也。”“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刑称罪则治，不称罪则乱。”他进而强调：“夫德不称位，能不称官，赏不当功，罚不当罪，不祥莫大焉。”荀子明确主张：刑罚务必严明，对犯罪的人应根据罪行的大小，给予相应的处罚。如果杀了人不用偿命，伤了人不被判刑，就会纵容犯罪导致社会失序、国家动荡。刑罚与罪行相称，国家就安定；不相称国家就会混乱。如果一个人的地位和品德不匹配，能力与官职不相称，赏赐与功劳不对等，刑罚与罪行不适当，必然会带来极大的不幸和严重的后果。

　　可以说，古人对于“罚不当罪”的批判蕴含了我国古代先哲对于法律平等适用的热切期待。《明史·赵锦传》有言：“致朝廷之上，用者不贤，贤者不用；赏不当功，罚不当罪。”而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也引用过“罚不当罪”这一概念：“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而唐朝王方庆在《魏郑公谏录·对百官应有堪用者》中则是从正面展开论述：“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戒惧。”北宋包拯赴任陕西转运使，被沿途所见而震动，写下《上殿札子》，其中有一句：“赏者必当其功，不可以恩进；罚者必当其罪，不可以幸免。”

　　虽然自古以来就有“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社会意识，也存在受法律优待的“八议”（对于有特殊身份的八种人在法律上给予特别对待）之说，但据杨鸿烈先生考证，“主张法律应该平等的人的意见也不能漠视”。商鞅提出，“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于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即除君主外，任何人都不能逃脱法律的制裁，一旦犯法，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韩非子在《有度》篇中说：“法之所加，知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这就是“法不阿贵”的原则。司马光也主张“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亲疏如一，无所不行，则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唐朝吕温在《功臣恕死议》中大力提倡法律平等：“然则恕死之典，弃信而废刑，何以言之？……恐非哲王经邦轨物之制也。”宋朝李觏《民言·刑禁》中说得更为透彻：“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共也。……故王者不辨亲疏，不异贵贱，一致于法。”苏轼也曾言：“圣人为天下，岂容有此暧昧而不决。故曰：厉法禁，自大臣始，则小臣不犯矣。”《金史·刑志》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大定二十五年，皇后家族中有人犯法，尚书省援引“八议”上奏，金世宗说：“法者，天下持平之器，若亲者犯而从减，是使之恃此恣横也。”《大清会典》也记载了雍正六年谕“八议”之条不可为训。

　　要做到“罚当其罪”，势必要通过“援法断罪”得以实现。《尚书·吕刑》就强调：“上下比罪，无僭乱辞，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审克之！”“惟察惟法”即强调官吏应该明察和依法。春秋战国时期，法家提出的“事断于法”“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等思想观点，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重视法制、依法定罪的进步精神。《唐律疏议》明确规定：“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同时，古人很早就认识到援法断罪的主体是官吏，故而形成了“依法治吏”的传统。官员在处理重大刑案时，必须严格依据法令，涉及重刑必须履行上报和复核等相关程序，并适用错案严格归责的处分规则。比如清代《吏部处分则例》就对故意或过失导致判罚偏差的官员规定了详细的处罚措施。

　　援法断罪、罚当其罪的当代传承与充分弘扬

　　一是进一步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们要深刻认识到平等是社会主义法律的基本属性，也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基本观点。我们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一以贯之把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作为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法律原则，并为之努力奋斗和不断实践。要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把尊重和保障人权贯穿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个环节，加快完善体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保障公民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基本政治权利，保障公民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等各方面权利，不断提升人权法治化保障水平。要健全人权法治保障机制，实现尊重和保障人权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全链条、全过程、全方位覆盖，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坚决杜绝因司法不公而造成伤害人民群众感情、损害人民群众权益的事情发生。对一切侵犯群众合法权利的行为，对一切在侵犯群众权益问题上漠然置之、不闻不问的现象，都必须依纪依法严肃查处、坚决追责。

　　二是进一步切实做到罪责刑相适应。刑自罪生，罪重刑重，罪轻刑轻，罪刑均衡。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又称“罪刑均衡原则”或“罪刑等价原则”，基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思想而产生，是我国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贯穿于我国刑法的始终。要深入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严格落实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制定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要进一步完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严格把握“宽”与“严”的适用对象和尺度，依法平反重大冤假错案，发挥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公正裁判中的关键作用，确保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有罪的人得到应有惩罚，确保罚当其罪，确保刑罚效果。

　　三是进一步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徒法不能以自行”是中国古代正统法哲学观的内容之一。领导干部具体行使党的执政权和国家立法权、行政权、监察权、司法权，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也是援法断罪、罚当其罪的关键。领导干部不论职务多高、资历多深、贡献多大，都要严格按法规制度办事，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每个领导干部都要牢固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权由法定、权依法使等基本法治观念，彻底摒弃人治思想和长官意识，决不搞以言代法、以权压法。要坚持平等保护原则，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大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的力度，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