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预警劝阻平台设立的背景及意义

  近日,媒体报道称,国家网信办会同公安部等有关部门,深入整治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建设国家涉诈黑样本库,建立互联网预警劝阻平台,精准提示潜在受害人,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2022年以来,国家网信办反诈中心排查打击涉诈网址87.8万个、App7.3万个、跨境电话7.5万个,并纳入国家涉诈黑样本库。目前,国家涉诈黑样本库已涵盖并处置涉诈网址318.7万个、App46.9万个、跨境电话39.7万个,互联网预警劝阻平台预警超6亿人次。

  近年来,伴随大数据、区块链、虚拟币等新技术新业态的不断发展,新型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日益增加,严重影响网络空间稳定和人民群众财产安全。据公安部介绍,截至2021年11月,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37万余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54.9万余人。在此背景下,以“前段拦截”为主要特点的互联网预警劝阻平台随之诞生,这将促进我国“反诈”事业取得重大突破。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多发的原因

  公安部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4月至今,全国公安机关深入开展打击整治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云剑-2021”等专项行动,共破案39.4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63.4万名,同比分别上升28.5%、76.6%,创历史新高。近年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给人们经济社会生活带来诸多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了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等社会问题。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缘何多发?总体来看,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造成经济损失大,案件破获难度大。根据媒体报道,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给被骗个人或单位造成的经济损失,少则几千元,多则上百万元、上亿元,但案件破获难度大。这是因为近年来许多新型电信诈骗组织分工更细致,有的负责买卖个人信息数据,有的负责制定诈骗方案且分工实施,有的负责诈骗资金转移分流等,使得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依然高发,人民群众反映强烈,尤其是诈骗犯罪集团组织人员赴境外窝点对境内普通民众实施诈骗,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

  网络犯罪打击、根除难度大。近年来,新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涉案成员构成逐渐由熟人共同作案,发展为陌生人通过网络、手机聊天软件单线交流、总体协作方式作案,且主犯多隐藏在境外,从犯、辅助犯等分散在境内。这使得一旦案发将整个犯罪集团连根拔起、彻底铲除的难度增加,尤其是一旦涉案财产被转移,再追回难度非常大。

  行业失范与法律法规制度体系不完善并存。虽然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数字安全法等相继颁行,但目前互联网、通信、金融服务、区块链、大数据等行业内部缺乏对从业人员行为进行规制的系统规范。这使得部分从业人员倒卖他人信息数据资源、非法贩卖移动通讯设备、违规办理网络或金融账户、特殊号通信业务等,为新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提供技术支持和帮助,从而助长犯罪行为的滋生。因此,在公安司法机关严厉打击电信诈骗犯罪的同时,需要综合施策,强化源头治理,建立具有精准“前段拦截”意义的互联网预警劝阻平台,颇为必要。


  精准“前段拦截”

  互联网预警劝阻平台是依托于大数据、算法和人工智能,通过建设涉诈黑样本库,精准识别诈骗信息并提示潜在受害人的“反诈”技术。该技术基于新型网络电信诈骗犯罪的技术特点,注重“前段拦截”,力争在诈骗行为既遂之前成功劝阻。公安部公开信息显示,2021年,国家反诈中心直接推送全国预警指令4067万条,各地利用公安大数据产出预警线索4170万条,成功避免6178万名群众受骗;成功拦截诈骗电话19.5亿次、短信21.4亿条,封堵涉诈域名网址210.6万个,紧急止付涉案资金3291亿元。该预警平台防范效果十分突出,这主要在于它顺应新技术特点,完善了新技术运用规范、规则。

  互联网预警劝阻平台属于主动型侦查,具有超前意识。在大数据和算法驱动基础上,该平台通过监控措施、侦查决策等,主动发现犯罪线索,查找犯罪证据,预防、制止或者打击犯罪。它和传统的被动型侦查方式不同,主要被应用于尚未开始实施或者已经实施预备行为的诈骗犯罪。

  互联网预警劝阻平台属于“数证破案”。“数证破案”即根据诈骗犯罪的已知信息,通过数据化侦查在网络上获取相关信息数据,并以此为基础,通过数据分析和信息比对,锁定高度相似的正在发生的诈骗行为,及时发出预警,制止诈骗行为的进一步实施。

  互联网预警劝阻平台具有高精准预测性。大数据、算法和人工智能的重要功能之一,即预测性。该预警平台基于国家涉诈黑样本库数据分析建模,将犯罪信息数据输入,通过算法对信息优化分析,从而实现对网络诈骗犯罪的有效防控,开展有针对性的反制措施。

  建立国家级的互联网预警劝阻平台和国家涉诈黑样本库可以弥合司法实践中对高新技术侦办案件的分歧。2011年印发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法规对电信网络诈骗均作了规定,但电信网络技术迭代更新快,且涉及大数据、云计算、网络通讯、电子支付等诸多新领域,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容易引发争议。比如,将大数据技术作为办案手段便产生过较大的分歧。大数据挖掘或预测结果极度依赖作为源头的数据质量,数据被污染或有瑕疵直接导致误导性甚至根本性错误。因此,从某种意义上看,建设互联网预警劝阻平台和国家涉诈黑样本库,有利于解决这一难题,促进相关案件办理的规范化、制度化。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