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地方的就地正法之态

　　因镇压太平天国之需，清政府将中央权力逐渐下放，包括由皇帝掌控的刑杀大权。《清史稿·刑法志》载：“时各省军兴，地方大吏，遇土匪窃发，往往先行正法，然后奏闻。”就地正法被地方大员所掌控，后来发展到其他地方官员甚至团练、绅民都可行使。因就地正法在适用对象、适用程序、适用区域和适用方式上全面失控，晚清成为“乱世用重典”的历史反例。

　　就地正法的适用对象

　　就地正法的对象主要是太平军，同时包括北方捻军，上海小刀会等反清武装及其家属，以及为其提供帮助的民众和清军。若在战争中失职、渎职或者临阵脱逃的清军官员或兵勇，亦可就地正法。例如咸丰三年（1853年）二月初七，“和淳奏请将现交刑部治罪之徐广缙陆建瀛即在军前正法折”认为湖广总督陆建瀛在奉命剿匪途中听闻前路失利后临阵脱逃，以致城池失守，故请旨将其军前枭首。

　　当时各地匪盗乘机起势，往往与太平军、捻军合作甚至入伙，地方督抚也用就地正法来快速打击。咸丰元年（1851年）九月二十九日，广西巡扰邹鸣鹤奏请对情罪重大的盗匪在讯供明确后即行正法，咸丰帝批示道：“知道了，嗣后仍著照此办理。”因太平天国每到一地便释放囚犯，重犯往往与其结为死党，清廷只能先处决重囚。咸丰三年五月，皇帝命令河南巡抚将太平天国交战区较近的州县，对因抢劫以及用火器杀人而待决的人犯先行正法，不再按秋审程序办理。

　　即便是非暴力反清的，亦能就地正法。如咸丰三年五月十六日，已革监生钱江妄陈图谶，蛊惑人心，后被讯明后立即正法。这些表明，就地正法已成为晚清时期战时军民混用的整肃地方治安的办法。

　　就地正法的适用程序

　　为避免在战时适用复杂且漫长的逐级审转复核制，清廷于咸丰三年制定了《就地正法章程》作为应急审判程序。不过，就地正法也需经过审转复核，以防滥用。发生在距省城较近的州县案件，先由州县审讯，然后押解到府道复审，再解审到按察使复审，最后由督抚决定是否就地正法；而发生在距省城较远的州县案件，不再押解到省城，只是将录供由府道，经按察使司详禀督抚决定。在具体实践中，将犯人押解到省城只是特例，府县可直接审讯并就地正法。例如咸丰三年正月十九日，“袁三甲奏陈推阐谕旨关于军务情形折”记载，被生擒的结伙抢劫人犯可直接由府县官审明正法，民团在抓捕过程中亦可有便宜之权正法反抗者。

　　章程强调就地正法的前提是要“讯明”，但事实上连皇帝也带头公然违反。咸丰三年八月初三，总协领奇凌阿因对供词有疑，便将案犯押解到知州后请旨即行正法，咸丰帝却批评道：“即应正法，何必交地方官，太属拘泥。”这无疑是在鼓励清军将领只要有足够的怀疑即可正法。地方官员在此授权下可谓杀人如麻。《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记载了自道光三十年（1850年）至同治五年（1866年）就地正法的人犯达十万余人，而据《清实录·乾隆朝实录》载，自乾隆元年（1736年）至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处决的人犯才六千余人。

　　就地正法的适用区域

　　就地正法的适用区域与太平军进攻时间和地盘扩张密切相关。因广西是太平天国的源头，从道光三十年（1850年）到咸丰元年，就地正法主要适用于广西。咸丰二年（1852年）四月五日，太平军从永安突围，五月十九日进入湖南，另有一部分太平军则进入贵州，同年湖南、贵州等地便开始适用就地正法，即便当时尚未制定《就地正法章程》。

　　咸丰三年一月太平军攻克武昌，三月攻占南京，并定都于此，随后北伐及西征。此后三年间，就地正法的适用区域便扩展到江苏、河南、山西、直隶、山东、江西、福建、湖北、陕西等地。其中江西和湖北属于太平天国划分的21个省，因此是就地正法的重要区域。

　　在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的控制区域大为缩小，后来攻下江浙，转战川、黔、滇三省，咸丰六年（1856年）至同治五年，就地正法区域随之扩大到西南。除此之外，陕西、广东、湖南等省也有适用。即便在太平天国势力尚未波及之地，只要存在反清分子甚至盗匪现象，就地正法即可适用。因其简单便捷，可谓遍及全国。

　　就地正法的适用方式

　　就地正法大多采用的是斩、绞这两种传统行刑方式，实践中也有独创之法，如咸丰三年三月十四日，“周天爵奏报剿除陆遐龄等股四获胜仗情形折”记载将李邦治等12人全部骈首枭示。骈首枭示即两头相连悬挂于木上示众。

　　此外，凌迟也被用于就地正法。例如咸丰四年（1854年）闰七月十二日，“向荣奏报师船续获胜仗并陆路布置防剿情形折”记录了一百一十名贼人分别被凌迟正法。同时，一些古代残酷的肉刑重新被启用，包括如刺目凌迟、枪淹毙、肢解寸磔等，甚至使用剜心之法，如咸丰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徐广缙奏报查明敌首肖朝贵实被轰毙等情形折”记载了罗五等高官被捉获后立即剜心致祭，以此震慑敌匪。

　　综上，晚清在镇压地方动乱之际，将特殊刑罚变成唯一刑罚，彻底放弃了一般审判程序，故意曲解“乱世用重典”的本意，让“乱世用乱刑”变得理所当然、随心所欲，在镇压叛乱时失去了治理理智和制度理性，地方将此种为所欲为的用刑习惯和粗暴简单的方法变为治理手段，朝廷欲收归大权就很难了。就地正法这一特殊时期的刑事政策，恰是晚清政府大势已去的制度诱因，由此也导致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反抗迭起，这其中很多问题仍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作者单位：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法学与知识产权学院，华南理工大学广东地方法制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