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权法修改应注入更多民法思维

——专访中国法学会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刘春田

□潘巧

今年是我国著作权法颁布第30年，酝酿近10年的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于今年正式启动。

今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正案（草案）》（以下简称草案）公开征求意见。一个半月的时间共收到5万余名网友提出的16万多条意见。8月8日，草案再次提请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8月17日，草案二审稿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0年9月30日。

草案二审稿与一审稿相比有哪些突破或进步？草案二审稿为何要修订作品定义的兜底条款？为何删除禁止权利滥用条款？……近日，本社记者就此专访了中国法学会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刘春田。

修改作品定义兜底条款

是质变和飞跃

记者：草案二审稿中“作品”的定义将草案一审稿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作品”改为“符合作品特征的其他智力成果”。您对此如何评价？

刘春田：草案二审稿对第三条的修改，相对草案一审稿而言是一个“飞跃”，一个质变。对作品的定义，从本质到范围，从内涵到外延，都表现出了突破性的转变。反映了面对技术进步、艺术创新的务实态度，彰显了理论和逻辑的力量。

草案二审稿第三条至少有两点值得称道：一是精密性。条文弃“有形形式”的逻辑错误，取“一定形式”的合理表达，用“具有独创性并能以一定形式表现的智力成果”精确描述了作品，把“独创性”本质和作品的存在方式即“一定形式”这两个核心特征融为一体，刻画精确，言简意赅。二是用“文学、艺术和科学”的限制，既界定了作品的范围，又增加了一个“等”字，用“包括，但不限于”式的典型法律语言表明立法者的眼界：作品是有生命的，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宣示了著作权法既面对现实，又关照未来的态度。

“符合作品特征的其他智力成果”看起来是兜底条款，实则为开放条款。这反映了起草者眼界和思维方法的转变，是质的转变。

和草案一审稿的闭合式兜底相比，第一，是判断主体的开放，把一个原本由立法、行政机关决定的、封闭的体系，转变为可由社会全体成员参与判断的、开放的体系。第二，是将认定作品性的标准从主观标准改为客观标准。反映了尊重实践，尊重科学的态度。第三，既遵循对作品只看成果，不问方法等技术过程的原则，又把视野限制在“智力成果”，即人的创作范围内。如火如荼发展的人工智能技术，机器可以作诗、填词、谱曲，可以从事美术设计，网络上的“虚拟”形象可以“创作”作品，这些现象都对传统“创作”“作品”等艺术理论提出了挑战。因此，“符合作品特征的其他智力成果”的表述，给未来技术进步、艺术创新、经济发展和司法裁判留下了应付裕如的空间。

记者：草案二审稿对视听作品的著作权进行分类保护，将视听作品区分为电影、电视剧作品与其他视听作品，并对其著作权归属进行了区分。您对此有何见解和意见？

刘春田：视听作品的提出是认识上的提高、升华，是归纳与抽象的结果。用“可视可听”的触觉形式描述诸多的作品，和此前用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相比，是眼界的提升。其方法论上的意义，其实用价值更是不可估量。修法引入视听作品的概念是一个进步。

记者：有学者认为，目前业界对体育赛事转播给予何种类型的保护还存在一定争议。草案二审稿对作品定义的改变，实际上为体育赛事这类作品纳入视听作品进行保护打开了便捷之门。您是否赞同这种观点？

刘春田：作品定义的修改高屋建瓴，其制度价值，其理论意义，是为著作权法立纲，打地基。创作是著作权制度的灵魂，作品是著作权的基石。我国多年来的著作权研究和教学，总体而言，重技能，轻理论，但是司法实践中，著作权纠纷凡是争议最大、令法官委决不下的地方，几乎都出在作品性的判断，出在怎样理解独创性上，甚至在“独创性高度”这些问题上较劲。

由于独创性的理论基础薄弱，欠缺科学方法，欠缺辨识能力，无论遇到哪类作品性的判断问题，只要没有法律条文、行政法规或司法解释，或现成的经验以供对号入座，都不免是非难决，进退失据。在这种情况下，“赛事节目”以及其他很多案件发生作品性争议在所难免。草案一审稿改用“视听作品”以取代“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从“方法”回归到“表现形式”，是很好的转变。

增大对侵权行为的惩治力度

要于法有据

记者：草案二审稿删除一审稿中“禁止权利滥用条款”。对此您如何看？

刘春田：“权利不得滥用”是民事法律的一项重要原则，是作为民事权利法律的著作权法的应有之义。但在一部旨在保护私权的民事单行法律中出现这样的规定，且意在着眼于行政规制，并不允当。

第一，尽管建立了著作权制度，但出版商和创作者之间的关系中，“店大欺客”永远是常态，难得有作者或权利人滥用权利的土壤，“客大压店”的事极为罕见。我国著作权法近30年的实践，鲜有作者或著作权人滥用作者权行为的实例就是明证。

第二，权利滥用，是指权利人的行为以损害他人或公共利益为目的，而不是以自己牟利为目的的行为。草案一审稿第50条所列举的情况，权利人的行为基本上以牟利为目的，这与民法上的“权利滥用”原则相悖。

第三，现行著作权法没有禁止权利滥用规定。此前几稿草案中未见提及，浏览他国著作权法，查阅著作权保护国际条约，也没有相应规定。文学艺术、科学等作品是主要满足人类知识层面的精神消费，任何作品都不可能成为生活方式的刚性需求，很难形成权利滥用的局面。在我国，著作权人权利相对较弱，权利保护欠缺是短板。无视法律、侵犯著作权现象相对猖獗是问题的主要方面。修法的任务是取长补短。

记者：现实生活中，常常会出现由于著作权维权成本较高，创作者面临“赢了官司、丢了市场”的情况。结合草案二审稿，您有什么看法及建议？

刘春田：现实中“赢了官司、丢了市场”的现象很普遍，主要原因是社会对创造本质及其功能的认识，以及落后的知识产权观念、财产观念所致。要改变现实状况，需要通过司法判决这个最权威、最有效、最深入人心的教科书，逐渐转变社会的财产观念。

著作权法修正案草案一、二审稿和本轮修改的专利法一样，共同特点是增大对侵权行为的惩治力度。如，草案二审稿第54条第一款：“……对故意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情节严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给予赔偿。”第二款：“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权利使用费难以计算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百万元以下的赔偿。”

上述方案，于法有据，与民法典第1185条“故意侵害他人知识产权，情节严重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相呼应。

不过，著作权法是私权法，归根到底是市场经济法。平等、对价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知识产权系私有财产、私权关系，无论违反契约，还是侵权行为，所产生赔偿后果皆为金钱债务，填平是基本原则，目的是让被侵权人受到的所有损失得到完全的补偿。修法的目的是通过赋予司法权力，追求公平。严重的侵权行为固然可恨，但惩罚要有理性，做到既合情又合理。

著作权法修改

应注入更多民法思维

记者：您觉得草案二审稿与一审稿相比有哪些突破或者改进？

刘春田：总的感觉是，草案二审稿的进步出乎意料，让人耳目一新。

在草案二审稿中，看到了民法典的影响。受知识产权的私权本质决定，从私权原则、权利主体、私权权能、法律行为、侵权行为、债、继承、时效、代理、法律责任等全部民事规范系统，都要受到民法典的规制。事实上，知识产权由民法总则第123条统领，与各个分编中的大量条文组合，分布在整个民法典中，已经构成了实质上的“知识产权编”。离开民法典，知识产权寸步难行。在很长的历史阶段，私权仍然是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条件。著作权法作为私权基本法律，修改应当注入更多的民法思维。

另外，草案二审稿关于作品定义的修改是一个重大突破。这个改动，树立了以对象特征为认定作品性的原则，提高了作品范围系数，据此演绎生发的著作权权能，会呈几何数级增长。这无疑是激发创新的杠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