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刻法律史的发凡之作

——评《法制“镂之金石”传统与明清碑禁体系》

该书是作者“十年磨一剑”的作品。全书对碑刻法律史进行了全面系统总结，它不仅仅是资料的整理汇总，也是对碑刻法律史的发凡起例。

□特约撰稿 黄东海

自中华文明肇端以来，石刻碑铭无疑是最具历史穿透力和顽强生命力的文明载体，历史承载其上、文明文化附丽其中，修习中国史者均无法轻忽视之。“将法律规范、公文、契约和讼案等铭刻于青铜器或石碑上，公布彰显，以备查考，以垂久远，是中国古代法制文明的一个重要传统。”李雪梅教授独具慧眼，其著《法制“镂之金石”传统与明清碑禁体系》对这种传统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和细致的爬梳 绎，是近年来法律史学科的一项重要成果，它把法律文献学和碑刻法律文化史的研究，都带到了新的起跑线前。

长期以来，法制史研究重视国家层面的典章制度、法律政策，忽视法律在社会层面的实践运行和社会文化，也缺乏相应的研究材料。作为同时资料的碑刻资料，法学界对其的关注远远不够。可以说，在法学研究的宏大叙事和众声喧哗中，碑刻法律资料的作用不彰。该书显然是人们期待已久的法律文化发展史的发凡之作，也是继作者《碑刻法律史料考》出版后的又一部力作，它延续作者一贯的作风，以第一手材料说话，保存有大量拓本和照片，也是作者10余年徜徉于博物馆、碑林、寺庙、古迹，拍摄、摹拓、收藏各种文献资料而“十年磨一剑”的作品。本书对碑刻法律史进行了全面系统总结，它不仅仅是资料的整理汇总，也是对碑刻法律史的发凡起例，还是学者研究旨趣、研究态度和研究方法上的垂范。

考察利用大量碑刻史料

本书考察青铜器52件、碑石600余通，使用图版64张。作者不仅使用和利用了大量碑刻史料，而且对碑刻史料从文献学的角度进行了细致梳理。以往相关研究，多数是“割裂式”和“碎片式”，缺乏对碑刻法律文献在宏观视野和历史观察纵深中地位作用的体现与认识，该书在文献资料的“大数据”支撑下，全面论述了中国“镂之金石”的法制传统，使得该书“体量大、思路精”。

作者首先从文献学发展视角，对中国法律发展史上的金石传统进行了分析梳理，对法制“镂之金石”之传承与发展路径进行了勾勒。通过对“铭金”和“刻石”法律纪事发展历程的梳理，作者发现：中国古代法律纪事的传统，由“铭金”和“刻石”两条主线构成。但“铭金”多为权贵专利，而“刻石”则由权贵逐渐向世俗普及，具有官与民、公与私并行发展的趋势。

先秦两汉存在“铭金纪法”的传统：西周“器以藏礼”，春秋“器以布法”，战国时期“物勒工名”，到秦汉，则进入最高政策法制系统，“刻诏行法”；石碑方面，经历了从先秦萌芽时期的“金石并重”，秦汉至隋初创期的“碑以明礼”，唐宋金元发展期的“碑以载政”，明清日趋完备的“碑以示禁”，清末民初的开始转型。这是作者的一大发现。这两套法律纪事传统既相对独立，又相辅相成。

对“刻石纪法”传统的梳理，是本书的重点内容。秦朝刻石融“铭功”和“纪法”为一体，在帝国政治和法制创立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汉代，社会精英通过“树碑立传”彰显儒家礼仪和孝道，进行社会教化。同时，世俗性的法律纪事，如“定界纪产”和“申约明禁”，也得到初步发展，其展示了非正式法生存的广阔空间；唐宋金元时，“碑以载政”是主要特色，从唐代的官箴碑到诏敕碑，再到宋明清的御制学规碑、元明的白话圣旨碑，这个公文碑体系不仅具有政务公开的属性，还形成了有案可稽的丰富公务政务档案；明清时期的法律刻石，既有德礼教化构建官府布政的一面，也有“勒石永禁”的官禁碑和以“奉官示禁”名义所立的民禁碑所示的变通性和世俗化的一面。它展示了官民互动、官主民辅、现实救济等地方法律秩序的建构模式。明清时期由敕禁碑、官禁碑和民禁碑共同构成碑禁体系，展示出禁碑在地方法律创制与实施方面具有重要的实用功能，也使法律碑刻成为有别于墓志、功德碑、题名碑的一种独立存在。

“远略近详”，研究视角独特

“远略近详”是该书的另一个写作重点。本书中篇“明清碑禁体系与非正式法”，从不同角度思考和探讨明清碑刻法律的内容、特色和功效，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影响，并进而阐明禁碑和碑禁体系在中国古代法制文明发展传承中的重要作用。敕禁碑对碑石形式和功用的推重，起到对官禁和民禁碑的示范效用；官禁碑则上承皇禁国法以贯彻落实，通过“勒石永禁”的法律实践，通过对民间禁约的审核与认可，沟通国家与社会；民禁碑则以明确具体的赏罚奖惩，通过对政府权威的模仿，以实现对规则、秩序和权力的追求。

作者在该书下篇“‘金石纪法’与中国传统法制”中总结道：古代中国法律铭刻具有深厚的传统和广泛的适用性，这种法制“镂之金石”的传统是中华法制文明的有机组成。这种传统的核心是彰显礼制和布行“公政”，通过礼乐教化来推进国家法律政策和弘扬主流意识形态，是其目的和重心。

古代法律文化的痕迹，表现为文字的和显性的始终只是一小部分，而另外相当大的部分则要求学者深入到事件和制度运行本身的具体情境中去观察、体会，碑刻资料的应用和相关研究的推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实现这个目标。

碑刻兼具历史文献、历史文本、历史文物、历史行为四种性质，它在记载民俗事象的同时，也在文本之外与民间社会产生联系。因此，一部法律碑刻发展史也蕴含着中华民族丰富、独特的文化基因和法律智慧。碑刻文献可能而且应当成为法律史乃至现行法律建设的重要研究对象。本书采用有别于国家法律或制定法的视角，透过非正式法或民间法体系，进一步明确了中华民族法律传承中的有益成分，为基层社会的自治建设，进而为本土化的法律秩序建设提供借鉴。

（作者系法学博士，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