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考究曹魏法制真相

该书对曹魏的法律形式、法律罪名、司法及相关机制等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考究，并探讨了曹魏法制的起源、发展等，利于全面揭示曹魏法制的面貌。

——访《曹魏法制综考》作者梁健

□本社记者 李卓谦

2019年9月，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教师梁健著《曹魏法制综考》一书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并上市。近日，梁健接受民主与法制社记者专访时说，中国古代以律令为主要法律形式的法律体系初建于秦汉时期，自曹魏开始进入发展完善期。该书作为一个具有较大学术价值的选题，它抓住了曹魏法制研究的要点、难点，其着眼于曹魏法制的起源、发展，有益于全面揭示曹魏法制的面貌。

意图为曹魏正名

梁健说，他之所以选择曹魏法制进行专门考究，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读以陈寅恪先生为代表的名家著述时，获得了诸多学术启发。

“因为夏商周三代以及两汉时期流传下来的文献资料很少，且传世文献中还有很多真伪莫辨的内容，所以即使学术大家也会谨慎涉足‘三代两汉’问题研究。因此，陈寅恪先生曾有‘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的说法。”梁健说，陈寅恪先生的研究大致上是从曹魏开始的，他读了这些名家著述后，对曹魏法制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

此外，梁健选择研究曹魏法制也受师门研究兴趣影响。“我的导师龙大轩教授研究的是汉代律章句学，汉代之后便是曹魏。我作为他的学生，顺着‘他的研究往下走’，是自然而然的。”

在梁健看来，研究曹魏法制的最大意义在于还原曹魏法制的真相，进而向世人展示曹魏法制的承前启后意义。

“三国争霸跨度超过90年，在历史长河中相当于两个‘文景之治’、四个‘贞观之治’的时间，其中曹魏的重要地位毋庸置疑。”梁健认为，后人常常因曹魏篡汉代政权刻意贬低它，“比如小说《三国演义》就有这种倾向。”但抛开这个问题会发现，三国鼎立之际，曹魏忠实地继承了汉代政治文化、典章制度，而蜀吴则不然。因此，对曹魏法制进行全面考究，是对曹魏历史价值的一种正名。

梁健说，历来关于曹魏法制的内容多有考论，比如程树德先生的《九朝律考》、沈家本的《历代刑法考》等，但很少有人系统地对曹魏法制进行全盘考究。“我这本书主要是对曹魏的法律形式、法律罪名、司法机制以及相关的政教机制等内容进行较为微观的搜罗和考究，它或许可以为前人研究提供一些有益补充。”

该书中分析研究的范围仍集中曹魏律令，梁健认为，想要了解曹魏法制全貌，不能忽视曹魏曾经的“礼乐之荣”。“中华法系不应归结为律令法系，它是礼法法系，律令乃礼法统率下之律令，是礼法的组成部分。”梁健在书中也指出，曹魏曾采用和施行“故事”治国理政，其中不乏礼仪、礼制方面内容，且主要沿袭汉代“故事”。这正说明其力图重建汉末式微之礼仪、礼制。

曹魏开创法律编纂新模式

“相较于三国时期的蜀汉法制和东吴法制，曹魏法制才是汉代法制最正统的继承者，并且其法制成为之后两晋六朝的直接渊源。它能够承上启下，本身就可以说明其法制有足够的生命力与可取之处。”梁健认为，曹魏虽“享年短促”，但在我国古代法律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

梁健说，曹魏《新律》摆脱了战国《法经》和汉《九章律》编纂体例，在篇章结构上别开生面，开创了律、令分途的法律编纂模式。它一改汉代将各种令杂糅为令甲、令乙、令丙的垒砌样式，系统整理汇编令典。“法典编撰技术的体系化可以说是曹魏法制的最大特色。”

除编撰技术上的创新外，梁健认为，曹魏法制将部分儒家思想直接制度化：“将儒家经典中的八议制度以律令的形式加以规定，这是一个很大的创新。”这也是曹魏法制可取之处所在。

梁健引用前人评语说：沈家本追溯《唐律》渊源，首创“由魏而周而隋”之论（《重刻唐律疏议序》）。梁启超继沈氏之说，谓：魏晋之律，实为由《法经》进之于《唐律》之“重要之媒介”，“而后一度易姓，必有新法典之发布，然大率沿袭魏晋，无大改作（《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

“沈、梁二位对魏晋在中华古代法上赞誉的贡献，还只停留在律令层面而论。其实在礼制层面也是如此。”梁健说，帝制时代的“礼典”编纂始于西晋《新礼》，从而成为隋礼、唐礼之母本，至《大唐开元礼》而成定鼎之典。

不过，晋代的礼制在曹魏时期便已有了雏形。曹魏统治者曾召集了大批儒家知识分子对儒家经典进行深入研究、阐发，这为后世礼典的编制奠定了学术基础。同时，该时期的律学研究也吸收了汉代《春秋》决狱以及援引儒家经义解释律令的经验，进一步将儒家的经学思想、律学理论付诸了实践，其有力推动了法律的儒家化。“诸如八议入律、服制定罪、十恶重罪、亲属容隐、官当、存留养亲等都创制于这一时期。”梁健说。

考究绕不开前朝旧律

梁健将法史类书归为三种：第一种倾向于表达思想，这种书会有很多新观点，常常让人读来有豁然开朗之感；第二种倾向于表达美感，这种书文笔好，故事性强，读起来很轻松；而他的这本书属于第三种，即倾向于表达事实。从书名 “综考”一词可以看出，本书主要做考证，它以发现新的法制材料和历史事实为志趣。

梁健认为，任何学术成就的取得、重大问题的解决都需经历资料的积累与整理。曹魏法制研究成果比之汉唐，略显荒芜。因此他在写作本书时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材料不足或有材料真伪难辨，“考据就如同刑侦，都是在抽丝剥茧中见真相。”

“唐以前没有传世律典，出土文献也寥寥无几，相对较多的是传世史书。但问题是，这些传世史书流传至今已快两千年了，因战争毁坏、后人修改、传抄失误等，使得史书有很多内容真伪难辨。”梁健说，这是所有历史研究类书籍写作者共同的苦恼。

梁健介绍说，近年来，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考古学、历史学、法学理论等学科专家学者对汉律的研究的热情至今不减。但由于魏晋律承袭秦汉旧律，因此，很多学者对秦汉法律体系的研究或多或少都介入了对魏律的讨论，“准确地说，是介入魏律改革秦汉旧律、《魏律序略》的讨论，毕竟《晋志》对魏律的记载不仅是认识魏律，也是认识秦汉法律体系的重要史料。”

梁健认为，这些对秦汉法律体系进行研究的论述，可以为研究魏律提供参考，而对秦汉旧律的讨论也无法绕开魏律：如通过《魏律序略》中的“正律”问题来论述汉九章、旁章；通过魏律改革来反推汉律令。又如日本著名汉学家大庭修所说：“魏晋时律典令典的编纂，具有对汉代法律条文进行增补整理的意义，但不能单纯地认为其具有整理的消极意义。”因此，“本书所提到的若干名家著述都与讨论秦汉晋的法律制度密切相关，这些讨论无疑会为曹魏法制的研究提供各种旁证，也是我所极力摄取的学术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