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中国审判的公共理性

  先夏时代法官的形象代表和神判化身非皋陶和獬豸这对组合莫属。皋陶作为民众认可推举的领袖自然代表了当时的公共理性，其对疑难案件的审判便有了正当性基础。

  西周以来保留了氏族社会军事民主制的残余，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立法权、司法权等由君主、贵族议事会和国人大会共同执掌。以司法权为例，据《周礼·乡士》载：“乡士掌国中，……听其狱讼，……异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职听于朝，司寇听之，断其狱，弊其讼于朝，群士司刑皆在，各丽其法，以议狱讼，……若欲免之，则王会其期。”但凡地方疑难案件皆报司寇，且由官员集体审理，如若涉及到赦免，只有王享有这一特权。司寇、群官和周王共同决定了疑难案件的审判。又据《周礼·秋官·小司寇》载：“小司寇之职，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以三刺断庶民狱讼之中：一曰讯群臣，二曰讯群吏，三曰讯万民，听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可见，在西周，凡有关国家安危之事，皆要委托小司寇征询万民的意见。而为了确保庶民狱讼的公正判决，亦要按照“群臣、群吏、万民”的“三刺之法”依次征求公共意见，以示“慎罚”。此种共同决疑的方式，自然是为了形成公共理性，以支持古典中国审判的正当性。

  春秋中晚期郑国子产“不毁乡校”之举更是展示了古典中国政法运行的公共理性。乡校类似于古罗马时代的广场，是百姓议政的场所，乃集思广益的变法新举。《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载了郑国人游于乡校，议论执政的盛况。但郑国大夫然明担心此法有碍政令畅通，建议毁掉乡校，子产没有采纳，以此树立了子产开明的形象，确保了他在郑国变法改革的成功。然而，在不毁乡校的舆论环境之下，法令会被邓析这样的鬼才公开指摘，确实造成了官府的被动。邓析曾“数难子产之政”，“欲改郑所铸旧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书之于竹简，故言‘竹刑’。”同时，邓析认为在审判中也要坚持公开辩论，他操两可之说，聚众讲学，向民众传授诉讼之策，被誉为讼师鼻祖。于是，民口欢哗，令子产的继任者驷歂难以应对，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左传·定公九年》）子产有忍受邓析的胸襟，但驷歂没有。邓析虽然被杀，但其挑战国家的《竹刑》却被接受。此后，乡校并没有因邓析而遭到废除，郑国人当然知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教训，因此，他们选择了“许庶人之议”，开放了公共理性讨论的平台。

  古代刑罚乃天罚，无不是关乎国之大事，但凡国之大事则需要“致万民而询焉”。简言之，“许庶人之议”“致万民而询焉”在古典中国审判中具体表现为“中听狱之两辞”或“无私家于狱之两辞”，此乃周人秉持“明德慎罚”之当然要求。“刑”本凶兆，能够带来福庆，完全是“有德”使然，因此要秉持“祥刑”之本，即兼听两辞及民意，力求达到《尚书·周书·吕刑》所讲的“士制百姓于刑之中”“惟良折狱，罔非在中”“明启刑书相占，咸庶中正”的“中刑”司法效果。总之，作为古典中国审判正当性基础的公共理性，便是有德惟刑，在西周明确为“明德慎罚”，经西汉发展为“德主刑辅”的思想，到唐代定型为“德本刑用”的政教论。

  （作者分别系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2018级本科生，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