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枫桥经验”研究融入法治人才培养

以汪世荣为首的西北政法大学“枫桥经验”研究团队，将14年研究经验以及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核心价值理念融入法学教育，使其逐步转化为培养高素质法治人才的内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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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世荣，甘肃陇西县人。西北政法大学校长助理、西北政法大学中华法系与法治文明研究院院长、教授。兼任中国法律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将“枫桥经验”研究融入法治人才培养

——汪世荣谈如何以课题研究推动法学研究生教育改革

□本社记者 薛应军

十年磨一剑。西北政法大学校长助理、西北政法大学中华法系与法治文明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汪世荣教授，研究“枫桥经验”14年，不但成果丰硕，而且将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核心价值理念融入法学教育始终，使其转化为培养高素质法治人才的内涵之一。

研究“枫桥经验”有哪些收获？如何将“枫桥经验”研究融入法治人才培养？这种人才培养模式效果怎么样？日前，民主与法制社记者专访了汪世荣。

“枫桥经验”研究缘起及发现

记者：西北政法大学研究“枫桥经验”，始于哪一年？主要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每个阶段有哪些特点？

汪世荣：我们研究“枫桥经验”最早始于2005年。当时，浙江诸暨市委市政府想找浙江省外的高校团队帮助其提炼总结“枫桥经验”。其时，在我校法律史学科就读的诸暨籍研究生余钊飞，刚好得到了有关消息，遂牵线最终双方达成合作协议。时任校长贾宇（现任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副校长杨宗科（现任校长）和我亲自带队，去了很多次诸暨，学校也派出了许多专家学者深入当地蹲点调研。

我们研究“枫桥经验”大体上历时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5年至2008年。该阶段的标准性成果是专著《枫桥经验：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的出版，其时我们和诸暨市委市政府在北京召开成果鉴定会，中央有关政法单位领导对其高度评价。

第二阶段，2009年至2016年。这个阶段，受深圳市福田区司法局委托，我们对人民调解的“福田模式”进行深入调研，对其创新实践经验进行系统理论阐释，并据此对人民调解制度发展提出了诸多建议。主要课题成果为2016年12月出版的《人民调解的“福田模式”研究》。

第三阶段，2017年至2018年，诸暨市委政法委委托我们总结2008年以来“枫桥经验”的新发展，同时诸暨市司法局邀请我们总结人民调解的“枫桥经验”。我们十几名老师，30多个学生，深入当地调研，形成了两本新专著：《“枫桥经验”：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实证研究》《人民调解的“枫桥经验”》，并对第一阶段的著作进行了修订。2018年10月，我们一次性推出了三本专著。

第四阶段，2018年11月至今。我们受诸暨市法院、供电局委托，继续深入开展相关课题研究。同时，承担了陕西省委组织部“枫桥经验”干部教材、佛山市南海区司法局、吉林石化公司的相关课题。

记者：研究“枫桥经验”14年，有哪些重要发现？

汪世荣：“枫桥经验”是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典型代表，备受党和国家高度重视。2018年1月，中央政法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以总结推广新时代“枫桥经验”为契机，提升城乡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同年11月12日，中央政法委和浙江省委在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55周年暨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坚持发展“枫桥经验”15周年大会上提出，“枫桥经验”是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社会治理方案，是新时代政法综治战线必须坚持、发扬的“金字招牌”。2018年12月28日起施行的《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第六章《乡村治理》部分第20条明确要求“推广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乡村法治建设，提升乡村德治水平，建设平安乡村”。2019年2月，“枫桥经验”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2019年3月5日“枫桥经验”首次被写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

党中央高度重视“枫桥经验”在基层社会治理、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这要求基层政府对类似“枫桥经验”等典型的实践做法进行总结、提炼、推广。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核心价值理念是以人民为中心，将自治、法治、德治融合，实现共建、共治、共享。新时代“枫桥经验”和基层社会治理实践对法治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必须加强法科研究生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能力的培养。

以“课题”推动法学研究生

创新教育

记者：为什么会将“枫桥经验”研究和法治人才培养结合起来？

汪世荣：首先，是社会快速发展，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要。全面依法治国离不开法治人才，法治人才的培育离不开法学教育，特别是法科研究生教育。2018年5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人才培养体系必须立足于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来建设。但我国法科研究生教育培养和基层社会治理实践的需要还不适应：一是相当数量法科研究生的职业能力不能满足基层社会需要，他们对国情、社情、民情了解不够。二是目前，法院、检察院系统正在进行逐级遴选法官、检察官改革，政府、党务系统中高层级公务员也要求有基层工作经验。但不少法科生好高骛远，不愿意也没有能力去基层单位工作。三是人才培养方法单一，学生主动性不够。许多学生逻辑能力、独立思考能力、创新能力不足，问题意识欠缺、解决问题方法训练不够。

其次，新时代“枫桥经验”和基层社会治理实践对法治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要求：一要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国家加强法治基础建设需要培养人。二是人才培养要和城乡“三治”实践“三共”格局相结合。三是法治人才的高素质体现为，能面向基层社会治理实践，具备了解问题、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简言之，面向基层社会治理，法科研究生必须具备两方面基本素质：政治素质高，理想信念坚定，国情和党性意识强，有平民情怀，熟悉基层；熟练掌握矛盾纠纷化解方法和技术，能够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法处理基层社会问题，具备从事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职业能力和创新思维。

记者：你们是如何将“枫桥经验”研究和法治人才培养结合起来的？

汪世荣：这些年，我们结合“枫桥经验”系列研究，主要进行了三方面探索。

首先，将现代大学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三大职能有机结合，落实学校“国际视野、中国立场、法治信仰、平民情怀”的办学理念。我们注重在实践中开展教学，将研究生带进“田野”，让学生从头到尾参加“枫桥经验”课题研究，深入基层调研，使其了解基层问题。同时，引导学生总结科研成果服务法治社会建设。在课题研究中，鼓励学生积极回应国家社会重大需求与时代要求，帮助基层政府改善社会治理水平，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完善和治理能力提高，从而形成良好的法治文化，实现育人、科研、服务社会三者共赢。

其次，将日常学习、实训、学位论文三个环节有机结合，培养面向基层社会治理的“德法兼修”人才。利用课题研究过程中和合作单位形成的良好关系，建立实训基地，吸收校外资源协同培养学生创新能力，让学生通过实训基地接触基层实践，并在实践中培养其问题意识，完成学位论文，形成稳定的理想信念、职业伦理。目前，我们已在深圳福田区法院、诸暨市政法委、诸暨市法院、共青团陕西省委、佛山南海区司法局建立实训基地。

最后，将课题牵引、阶梯提升、成果测评三种模式有机结合，解决“怎么培养人”的问题。前期，我们通过校内研习、参与调研、成果分享、实训、学位论文写作等活动，让学生完成文献阅读、资料收集、写作训练、研讨、独立研究等，使学生创新能力形成阶梯式提高。后期，我们运用发表论文、服务成果展现、品格成果养成等指标考评体系，对教师教学效果进行观测、评价、检验。

社会效益良好

记者：以“枫桥经验”研究推动法治人才培养改革后，师生积极性如何？效果怎么样？

汪世荣：经过探索实践，我认为面向基层社会培养高素质法科生成效显著，社会效益良好。

首先，人才培养效果显著。2006年1月至2018年12月，我们团队先后获得横向课题10余个，总经费400余万元。目前，我们团队不但获得了陕西省“三秦学者”创新团队支持计划支持，而且7名教师发表了“枫桥经验”和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学术论文35篇（权威期刊3篇），出版主编专著5部，教师发表教学研究论文11篇，而且他们大多是青年教师。其中，学生参与课题而发表独立署名论文12篇，和导师合作完成论文21篇。教师指导的研究生中，已有6人考上博士。其中，2004级毕业生余钊飞已成长为基层社会治理领域的著名青年学者（现任杭州师范大学枫桥经验与法治建设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枫桥经验”研究）。据不完全统计，我们团队的科研成果分别获得了第十三届中国法学青年论坛“新枫桥经验与社会治理创新”主题征文一、二、三等奖，团中央、中国法学会、中央综治办举办的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法治保障主题征文三等奖等。

其次，将课题研究和教学进行互动，在校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近年来，我们依托中华法系与法治文明研究院，在校内3年举办讲座沙龙79场次，上千名研究生，上万名本科生受益。团队成员受邀在其他高校、实务部门讲座、培训等近30场。2018年12月，我们参加香港、澳门基层社会治理、矛盾纠纷化解学术交流活动，在第二届东亚法哲学大会上，专门设立“‘枫桥经验’基层社会治理”分会场，和与会人员分享乐研究成果。

最后，我们在课题研究过程中，积极吸收当地实务部门人员参加课题组，重视学校和实务部门的合作。重视实务部门人员参与学生指导、课程教学，把鲜活的司法实务案例和素材，带进研究生课程教学课堂。重视研究成果应用，及时通过课题研究成果推动实务工作的改革和完善。

记者：西北政法大学中华法系与法治文明研究院在“枫桥经验”系列研究中主要发挥了什么作用？现在，该研究院招录研究生吗？

汪世荣：该研究院成立于2015年12月，是实体性研究平台，有办公室、工作人员，且长期聘任我校部分教师担任研究员、部分研究生担任助理（主要从事平台的维护、宣传等事务性工作）。该院成立以后，“枫桥经验”研究主要以此为平台，对外承担横向课题、开展系列调研等工作，每年招录3名研究生。

记者：目前，贵校以“枫桥经验”研究推动法治人才培养改革的做法，在实践中有困难吗？

汪世荣：困难肯定有。当前，我们遇到的困难主要有三方面：一是能力不足。过去，中国法治教育的内容以“法”为主，对于如何加强“治”，教师自身也需要学习。二是教师工作量大。作为西部地方高校，我们教师的待遇和东部发达地区、部属高校存在差距。这种情况下，如何激励和推动教师参与教学改革，我们的有效抓手还不够。三是课题研究是有期限的，但人才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如何把课题研究和人才培养相结合，还需要进行深入探索，形成有效机制。

记者：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本次访谈，您会怎么说？

汪世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凸显了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性，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模式，时不我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