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假证问题”要强化国家监管

当前，社会上之所以出现了“假证”事件，这在很大程度上和监管不到位有关，也反映出了国家认证能力和国家监管能力之间存在失衡状态。因此，需要强化国家对社会秩序的维持、矫正能力，对个人和团体行为的约束能力。

4月1日《人民日报》以《记者街头探假证》为题刊发调查报道称，江苏苏州的一些人力资源市场周边，有不少人发名片、贴小广告，通过制售假证非法牟利。报道刊登后，苏州市随即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一场打击“三假(假印章、假公文、假证件)”专项整治行动。

4月29日，《人民日报》报道称，上述报道刊发第二天，苏州市主要领导召开会议、布置工作。近半个月，苏州公安已捣毁制假窝点6个，破获“三假”刑事案件17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名。同时，当地警方全面排查时发现，其街头办假证分工明确，已形成了非法利益链条，有的甚至是“家族式”运作。

认证能力和监管能力失衡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呢？笔者认为，从信息经济学角度看，市场天然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这使得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的交易成本骤增。例如某企业需要招聘一名会计工作人员，但对于哪些应聘人员具备会计工作能力，企业处于事实上的信息劣势——应聘者为获得这一工作岗位，可能会虚构相关工作经验、夸大自身职业能力，而企业辨别这些信息存在很大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证件”成了企业进行人员筛选的重要依据，应聘人员是否具备会计从业资格证、注册会计师资格证等国家认证的“证件”就成为一个有效的信号。通过这些信号，企业能够从众多应聘者中挑选出符合岗位需求的工作人员。从这个角度讲，“证件”是解决市场信息不对称的有效机制。从社会治理角度看，完备的认证体系意味着国家有能力对市场主体进行有效辨别，降低市场主体之间的交易成本。因此，国家认证能力越强，市场主体之间的交易成本将会越低。由此，能否建立起完备的认证体系就会成为国家认证能力的重要体现。

但国家认证能力并不能单独发挥作用。如果只存在国家认证能力而缺少国家规范监管能力，那么完备的国家认证体系同样也会带来“副作用”。这中间的逻辑并不复杂：国家认证（特别是一些资格类认证），意味着对某一类主体进行行政许可，获得相应国家认证意味着被认证主体可以从事某些特定行为、获得特定利益。例如获得学生证意味着行为人可以在很多旅游景点享受半价优惠；获得机动车驾驶证意味着行为人有资格驾驶相应型号的车辆，应聘相应工作岗位。在这种制度结构下，如果缺少相应国家监管，那么就会出现一些行为人购买假证。有需求就有供给，随之社会上就会出现制作、售卖假证的行为，就像媒体报道的苏州情形一样：近日，苏州部分人力资源市场周边，有不少人发名片、贴小广告向一些求职人员出售假证。据媒体报道，执法人员在某个制假窝点查获的制假设备、假证假章整整装了三皮卡车。

当然，该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并不鲜见。笔者以前也听说过一些学生购买假的英语四六级证书、计算机证书，来给自己简历增加“亮点”。其实，这反映出了在当前的社会治理过程中，国家认证能力和国家监管能力之间存在较明显的失衡状态。一方面，国家认证能力得到了很好的提升。身份证、学生证、毕业证、各种资格证已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物品。市面上出现的各种“假证”也从反面角度证明了国家认证能力已经获得了社会认可，人们已经习惯将资格证（哪怕是假证）当作证明自身专业知识、工作能力的有效手段。另一方面，国家监管能力仍不足。对于假证问题，国家缺少相应执法监管，一些不法分子利用互联网制作、售卖假证件，给正常的国家认证体系带来了非常恶劣的负面影响，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降低了国家认证体系的公信力。

强化监管，标本兼治

笔者认为，当前社会上之所以出现了“假证”事件，这在很大程度上和国家监管不到位有关。就治理假证问题而言，笔者认为，需要强化国家的监管能力，即强化国家对社会秩序的维持、矫正能力，对个人和团体行为的约束能力。它的意义在于改变个人和团体的行为，使其行为符合国家制定的规则。对于治理假证问题而言，它要求执法机关能够对制作、出售、购买假证的行为进行查处，以维护国家认证体系的正常运行。

从治理方式上看，强化国家监管通常分为常规治理和运动式治理两种类型，前者能够从制度化入手，实现监管的稳定化，后者则主要采取突击检查、专项整治方式。从苏州假证问题查处过程看，当地采取的主要是“突击检查”“集中整治”等运动式治理手段。这种方式并不是没有价值，但采取这种措施也反映出苏州当地执法部门在常规检查、长效机制方面缺少相应制度，很容易陷入“一阵风”的窠臼之中。笔者认为，为达到有效治理目标，各地在治理假证问题上，其实更应该强调久久为功、标本兼治。从政府角度而言，需要加强日常监管，突出部门联动，加大对假证供给的打击力度，形成长效机制，防止制售假证死灰复燃。同时，还要从需求角度入手，加大对那些购买使用假证人的处罚力度，从源头上铲除假证的生存土壤。最终，通过提升监管能力来完善国家认证能力，使国家认证体系更规范，真正为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提供便利。

（作者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