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体系、治理能力亟须现代化

编者按：近日，“西安奔驰女车主哭诉维权”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本报特邀学者探讨。

——“西安奔驰女车主哭诉维权”事件引发的思考

4月17日，“西安奔驰女车主哭诉维权”事件暂告一段落。当天，西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高新分局向媒体通报称，女车主和西安利之星汽车有限公司已达成换车、补偿等和解协议。但市场监管等部门对相关问题的调查和对汽车销售市场经营乱象的整治工作远没有结束。这次维权事件可以说完全是一次“负和博弈”，各方都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女车主虽通过私力救济方式成功维权，但个人隐私等也被曝光；企业不但商业信誉扫地，而且涉嫌违法的行为，将面临法律制裁；监管和执法部门也因“金融服务费”的长期存在，饱受诟病及批评。

此次维权事件，为何会变成了“负和博弈”？笔者认为，从根本上反思这次事件，主要是源于社会和市场没有形成基本的规则共识，其本质在于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足。

回顾此次事件可以发现，当事各方缺乏一个讲道理的地方，即缺少一个达成规则共识的场域。在法治社会，这个人们讲道理的场域应靠公力救济进行维系，即靠国家公权力维系社会公平公正。如果公权力不能提供一个有效的公力救济系统，那么私力救济就会疯狂地成长。

在此次事件中，西安奔驰女车主起初也曾试图寻求公力救济，失败之后被迫通过私力救济方式进行“讲理”。纵观整个事件，这是一起非常简单的消费纠纷，双方讲理讲不通，完全可以通过监管部门，甚至司法部门来解决。但起初这条路没有走通。无奈之下，女车主选择用自媒体曝光方式寻求舆论支持，即寻求社会自力救济。

一个研究生用“优雅”方式维权没人在意，一个“泼妇”用“武行”方式维权却获得了社会极大的关注，当地监管部门立即表示要对“利之星”立案调查，责成尽快退车退款。当女车主喊出“我是受过文化教育的人，但是这件事让我几十年的教育受到了奇耻大辱！我就是太讲道理才被你们欺负”时，大家发现，公力救济捉襟见肘，当地的社会治理能力严重欠缺，社会治理体系明显不完善，亟须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什么要提出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给出了明确的回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什么是“美好生活需要”？即在解决了吃饱穿暖、住有所居等“硬需求”基础上，人们开始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等，开始追求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开始重视自身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人格尊严等。因此，必须“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现代社会治理的目标是让一个社会系统“优雅”地运行。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是规则，达成社会共识的规则，其背后依靠的正是成熟的公力救济系统，也就是社会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作者系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