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法律的深层次对话

——法律随笔集《多情的正义》正式出版

2019年3月，知识产权出版社“黑骏马法学漫丛”系列丛书《多情的正义》正式出版。该书作者张宁在序言中介绍说，本书由“自由·正义·诗性”系列主题文化随笔组成。近日，张宁接受民主与法制社记者专访，畅谈了他心中“多情的正义”。

“门外汉”踏入法律门

本科毕业于辽宁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张宁，2010年前，一直是法律的“门外汉”。其时，他在公安教育培训部门工作，如果有同事报考在职法律硕士，经领导签字同意后，常常会到他那里盖章。

一天，张宁所在单位部门的同事打趣地说：“你总给别人盖章，自己不考虑学一下啊！”这勾起了张宁学习法律的兴趣。张宁坦言，那时他对法律的认识还停留在枯燥的法条上，并没有真正深入了解过“法律”到底是什么。经过短暂的突击备考，张宁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参加了考试。不料，这次考试，让张宁顺利地踏入了法律大门。

“这次顺利通过考试，一方面是备考效率高，另一方面是得益于我的中文系学习经历。它无形中增强了我对法律问题的理解和对法条运用的能力。”谈到这次“幸运”的考试，张宁将之归功于自己扎实的语言基础。

2011年，张宁开始在辽宁大学攻读法律硕士学位，当时他已33岁了。自那时起，他的知识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法学，打开了我的另一扇窗子。我开始大量接触新东西，并重新审视和反思从前自以为非常熟悉的事物。”张宁说。

在学习法律的过程中，张宁发现了许多奇妙的现象：他从前读中文时熟知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康德、韩非子、李斯等又出现了，“这么多熟人和老朋友。原来，这并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专业！”于是，他对法律史、法律文化和理论法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特别关注法律与文学问题。

文学与法律的交融

目前，张宁既是二级警督、法学会会员，又是专栏作家、作协会员。在张宁看来，“文人”与“法律人”两种身份表面上看完全不同，但在某种层面上又并不矛盾，“法律和文学，尽管是两个学科，但我觉得它们有着共同的审美意趣。”

张宁认为，从哲学意义上看，法律的终极目的是通过其行为规范体系为个人创设并维持一个安全领域，以保障人的福祉与尊严。因此，法律是人在社会上能否获得幸福的先决条件。“人只有幸福才有存在的意义，只有幸福才能够诗意地栖居——这应该是法律的本来意思。”文学是人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无论是文学作品在主观上融入的作家对生活的体验、感受、认识和评价，还是客观上所体现的时代性审美要求，都是人作为一个整体的生存状态的反映。“比如我写诗歌和散文，无论描摹怎样的事物、抒发怎样的情感，都离不开我的生活，而我生活得怎样，无疑和社会的法治文明程度都有直接关系。”

在文艺评论写作上，张宁关注文本研究。“就像在这本书中有很多文章可以称为电影评论或者文学评论，但我的分析和评论又常常运用了法律思维，所以它又被称为法学随笔。”张宁说，无论是写小文章还是做更专业一点的研究，都有学科交叉的问题。比如他写过一篇《包公故事与中国传统社会正义信仰》的论文，就属于古代文学与法律文化的跨学科研究范畴。“你乍一看我的简历，可能会有点奇怪。我不仅是法学会会员、作协会员，还同时在古代文学学会和法治文化研究会兼职。这是由我所关注和研究的问题决定的。”

张宁说，20世纪70年肇始于美国的“法律与文学”运动，尽管至今尚存争议，但其影响已经越来越大，且已逐渐形成了四个研究方向：法律中的文学、作为文学的法律、通过文学的法律以及有关文学的法律。

张宁表示，就国内而言，清华大学的冯象、北京大学的朱苏力、吉林大学的姚建宗、中山大学的徐忠明等诸多法学家、法律学者都已在该领域耕耘多年，且成果丰硕；在文学研究领域，公案文学、武侠文学、法制文学、侦探文学等题材的研究由来已久。因此，无论是“法律与文学”还是“法律”与“文学”，都日益要求这两个学科之间进行更多、更深层次的对话。

“随笔”结集成书

写作是张宁长期以来的爱好，从上高中起，他就陆续发表了一些自己的作品。学习法律后，他在网上注册了自己的“法律博客”，除浏览其他博主发表的好文章外，他也常常上传一些感悟和思考。很快，张宁在博客上结识了一些优秀的法律人，包括同样有着文学和法学双重知识背景的澳门科技大学法学院教师何志辉等。也正是与何志辉在一次学术会议上的偶遇及何志辉的推荐，张宁的《多情的正义》一书得以很快出版面市。

“自由、正义和诗性，是我对人类所追求的最美好生活的理解。”张宁说，“自由是每一个生命个体首要的需求，没有自由就不成其为独立而有尊严的生命个体，也就不成其为真正意义上的生命个体；正义，是我们对生命个体得以生存和充分发展所必备的外部环境的要求；诗性，则是在自由和正义基础之上我们可以期待的人类的理想生活状态：唯美、浪漫、通彻、澄明。它既是目的亦是手段。因为诗性所以美好。”张宁认为，这三者之中，正义具有桥梁和纽带作用。它不仅连通了自由与诗性，而且蕴含于文学、艺术、法律、政治、历史、哲学、宗教等诸多人文领域问题之中。正义是对自由的一种保障，并和自由一起构成诗意的条件。人类对自由的追求推动了正义的向前发展，进而不断迈向诗性的彼岸家园。

因此，这本书取名“多情的正义”。全书分为“法意与诗性”“个案与叙事”“理性与修辞”“技术与考量”“余音与回响”五篇。其内容涉及多个学科领域，诸如“西游”故事里的规训问题，畅销书《摆渡人》对自由的反思，聂隐娘与刺客政治，罗宾汉与法律文明，“道士下山”后的法律困境，苏格拉底、公孙鞅与李斯的死亡哲学等等。

张宁说，最初写这些文章并没有什么特殊目的，主要是缘于自己对一些问题的思考与探究，久而久之形成了许多小文章，“后来其中一部分陆陆续续得到发表。严格地说，这并不是在某一学科专业下的学术写作，而是比较私人的思考记录，算是那些年一个人的‘思想史’吧。”

如今这些小文章结集成书，张宁将它定义为“一部文化随笔”：这样的文字因为没有太多束缚，可能比学术文章更生动；它们由思考延展而来，故又不失理性的深度。

“深入浅出，是我在写作上的追求，但书中对于某些问题的看法可能并不成熟，因为思考还在继续。”张宁说，思考，是当下社会比较缺乏的，他希望通过本书给年轻人一些启发，“无论是学法律的，还是研究文学的，我想告诉这些年轻人，许多问题都可以或者说应该从多个角度去解读。”

正义何以多情？

自从学了法律后，张宁看什么事情都会事先不自觉地审视一下，“看里面是不是涉及有关正义的问题。比如本书中写到的畅销书《摆渡人》对自由的反思、聂隐娘与刺客政治、罗宾汉与法律文明、‘道士下山’后的法律困境等，都有来自于正义视角下的发散性思维。”张宁说，这是一种情不自禁的状态，每次真正发现问题后，他都会觉得非常有趣，于是，从此乐此不疲。

该如何理解“多情的正义”呢？张宁说，之所以说正义多情，是因为在他看来正义本身并不是一个单一指向的概念。“警察抓住了凶手、犯罪分子受到了法律的惩罚，可以说正义得到了实现。同时，公民在一个社会中是否享有他应该有的权利，进而能否幸福地生活，这也是个正义问题。”张宁说，广义上的正义既包括伦理、司法意义上的平等和公正，也包括社会经济文化生活诸多方面的公平和正义，“如果你在网上浏览那些社会热点新闻，会发现许多问题无论怎样反转，发展到最后可能都是关乎正义的问题。因此，用拟人方式说，正义是‘多情’的。”

张宁认为，在人类发展史上，正义实现的途径从来都是曲折的。正义的敌人有很多，比如邪恶、专制、腐败、平庸与麻木等都对正义构成威胁。这种威胁过去一直与人类相伴，将来也不会消失。因此，强调正义的“多情”，既是对正义的坚守，也是对法治缺席情况的反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