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劳动法学的诞生

  该书讲述了美国劳动法学的诞生历程，将16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中叶的历史划分成四个阶段，并分别就其时代背景、制度发展、学术思潮、大案要案等进行了介绍。

——阎天新作《美国劳动法学的诞生》上市

　　“一九一一年三月二十五日（清宣统三年二月二十五日）星期六，下午四点四十分。美国纽约曼哈顿下城，华盛顿广场。街角的一座大楼高处，‘三角衬衫厂’的标志挂在外墙，颇为醒目。机器的轰鸣渐渐平息，加班的工人也长出口气，准备收工……倏然间，大楼八层一个不起眼的废料筒里腾起火苗。”

　　这是《美国劳动法学的诞生》一书描述的惊心动魄的故事。作者由此引出了一连串追问：怎样避免悲剧重演？怎样保护劳动安全？怎样兑现《美国独立宣言》的承诺，让每位劳动者安享生命、伸张自由、追求幸福？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守文评价说，该书是“我国有关美国劳动法研究的第一部理论专著”。书中讲述了美国劳动法学的诞生历程，将16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中叶的历史划分成四个阶段，分别对应诗法上的起、承、转、合。它就每一阶段，分述其时代背景、制度发展和学术思潮，描绘其重要立法、大案要案和思想交锋，深刻刻画了为劳动法律思想做出贡献的学者、法官和政治家。

　　该书作者，北京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院长助理阎天，在接受民主与法制社记者专访时说，劳动是大部分人生活的主题，但劳动法是“法律里的偏门”，劳动法学更是一门与生活有距离感的学问。他希望通过该书展现的人物故事，将美国劳动法学的历史串联起来。

向“正说史学”致敬之作

　　出国留学前，阎天偶然读到一篇题为“劳动法死了吗？”的论文，作者在文中坦诚地描述了劳动法在美国的停滞，以及劳动法学地位的动摇。“这是一份难得的行前告诫。”但他也心怀疑问：美国劳动法学是怎样落入这样的处境的？

　　阎天的父亲是国内著名的历史学者，他曾告诉阎天：“治学的方法，要追根溯源。”这给了阎天很大启示：史学、法学，道理是相通的，要理解美国劳动法学的现状，就应该追溯这门学科的诞生。由此阎天产生了写这本书的最初念头。

　　但写作过程并不容易。美国劳动法主要包括雇佣法（规制个别劳动关系）、劳工法（规制集体劳动关系）和民权法（规制就业歧视现象）三个部分，每个部分自成一体，课程也分别开设。就法律渊源来说，不但有联邦法，还有州法；不但有立法，还有司法判例和行政规章；不但有国内法，还有国际公约。因内容太广，阎天用了4年时间，方才实现了美国劳动法课程的“全覆盖”，“把能学的课都学了一遍，初步建立起这本书的大局观念”。

　　阎天不是专业法律史学工作者，但他希望这本书尽量提高收集和使用史料的水准，“免得让行家见笑”。于是，他一头扎进了耶鲁大学图书馆。“它不仅馆藏宏富，而且可以免费从世界各地借调图书。”一时间，材料多到让阎天难以下手。

　　最终，阎天给自己确定的原则是：抓住主线，舍弃枝节；多采通说，少做争鸣；运用一手材料，减少二手材料。“对史料的占有和考据不是我的目的所在，我想做的是重新解释历史，重新梳理线索，重新发现意义。”

　　有了内容、有了资料，怎样把它们串联成篇、成书？回国前后，阎天向国内的前辈学者请教本书的写作，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制度的引介到了一定阶段，就该思想登场了，要集中力量介绍国内了解最少的内容——美国劳动法思想；但为了还原思想生长的土壤，必须兼顾制度史，把劳动关系、劳动法、劳动法学三者之间的互动揭示出来。

　　如何揭示三者之间的规律呢？阎天把目光瞄准了学术交流。北京大学是国内劳动法学界对外交往的重要枢纽，世界各地来访的学者络绎不绝。阎天抓住机会，向每一位有兴趣的国外专家请教：美国的、欧陆的、英国的，传统的、反叛的、中庸的……讨论激发了灵感，让这本书的框架逐渐清晰。

　　但仅有这些还不够，还需要掌握更多的史学知识。作为历史学者，阎天的父亲曾把讲史的功夫总结成“正说史学”，通过电视平台分享给更多观众、读者。受父亲影响，阎天从小读了很多有趣的历史书，长大后，甚至成了史学的忠实“票友”。这些得天独厚的先天条件，让阎天又不断充实了史学知识。但阎天说，这本书远远够不到史学门槛，或许可以看成向“正说史学”迈进的致敬之作。

“讲史”让理论变得有趣

　　阎天与劳动法的结缘故事，可以追溯到他在北京大学求学时。其时，我国涉劳动法领域先后发生了众多重要事件：争取乙肝携带者平等就业权事件发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出台、社会法作为部门法的学术建构发展迅猛……

　　躬逢其盛，阎天很想探个究竟。他自诩自己学术兴趣广泛，曾获得过公法学位，也参加过私法比赛，发表过国际法论文，也参与过涉及人权法的项目。“劳动法是个万花筒，它诞生在公法与私法的交叉点上，接受国际大潮和国内大势的洗礼，凸显了人权、劳权、产权等一系列观念之间的张力。”

　　这也正是阎天的兴趣所在。他认为，劳动法是一部“人间喜剧”，可以把它当成一本百科全书来读。他在耶鲁大学法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导师组里既有宪法学家，也有法律史家、法律经济学家。他们从截然不同的角度解读劳动法，可谓“横看成岭侧成峰”，最大限度地开发和满足了他的好奇心。

　　学成归国后，阎天被分配到北京大学法学院经济法学科从事教职。从教以后，阎天发现学生对理论知识较疏远，普遍觉得理论知识太难懂、太枯燥，不接地气。他认为，之所以要创造理论，不是成心想把读者难倒，而是为了用理论给生活解惑，以求豁然开朗；之所以要讲述理论，不是刻意想让读者睡着，而是为了用理论给生活增色，以求画龙点睛；之所以要研究理论，不是一味想把读者带离地面，而是为了用理论贯通生活的各个层次，从朴素、偶然、寻常的事实中揭示普遍真理。但“我想让理论变得好懂、有趣、接地气，鼓励学生重新亲近理论。这样劳动法学的理论品位就会好起来”。

　　如何把一本历史书写好？阎天说，历史本身已非常精彩，作者的任务是把这些精彩留驻笔端，这样它就精彩了。“作者与其说是历史的讲述者，不如说是读者的陪读、伴读。大多时候让历史自己说话，适当穿插自己的感悟、评论，与读者交流即可。作者要善于说话，更要善于沉默，正如山水画技法中既看重着墨，又强调留白一样。这种沉默，来自于对读者、历史的谦卑。”因此，本书的长篇大论较少，讲故事内容较多。

　　写本书时，阎天读了很多人物传记和史料。“思想生产是一个特殊产业，个人的心性、格局、境遇等都是投入其中的质料，产出的人生乐章可谓千变万化、五光十色。”阎天说，庞德是植物学家却开创了法学的新学派；布兰代斯是律师大亨却投身劳工保护获得了“人民律师”称号。他写这本书，也正是想将自己体会到的美国劳动法学思想史的瑰伟、绮丽、曲折、丰实，分享给读者。

探寻可鉴的“学人品格”

　　阎天认为，制度是解决问题的稳定方案。如何让制度既合用又定型？可以在美国劳动法中找到答案。“好的制度，首先必须能解决问题，然后再把解决方案以法律形式稳定下来。换言之，合用是定型的前提，既不能只合用、不定型，又不能死抱已经不再合用的制度不放。否则，法律必将被社会生活所淘汰，日益边缘化。”阎天说，这其中的辩证法是他研究美国劳动法学的重要启示之一。

　　阎天解释说：一方面，美国是一个讲究法治传统的国家，不论制度建立时间有多长，只要它仍然契合社会需要，就会一直保留。另一方面，美国也是一个勇于创新的国家，无论一个制度蕴含着多么辉煌的历史、闪耀着多少神性的光辉，只要跟不上人们生活的脚步，就要被坚决改掉。

　　经过长达近400年的探索，美国劳动法学体系日渐形成，其中动因何在？阎天在书中总结说：关键因素在于学人。他通过研究发现：劳动法学的诞生，既是工人运动、进步运动和新政运动等宏大社会运动的产物，又是形式主义、现实主义和法律过程学派等学术思想流派相互激荡的结果。在漫长的探索中，劳动法学人汇聚了三大学术品格：

　　一是深沉的理论关怀。这些学者有胆气，不仅勤于思考理论，而且敢于把劳动法学与其他部门法学、乃至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理论联系起来，在宏大视野下定位自己。

　　二是昂扬的实践精神。这些学者有朝气，愿意走出书斋，在实践中获取新知识、接受新挑战，恰似引来一股源头活水，注入学术的清渠之中。

　　三是自觉的传承意识。这些学者有志气，前赴后继地投身于共同的志业之中，完成了漫长的学术接力，让学问之树枝繁叶茂，常绿长青。

　　“这样的胆气、朝气和志气，不但成就了美国劳动法学，而且对不同国家、不同学科的工作者也都有借鉴价值。”阎天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