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立法杜绝剽窃

　　剽窃古已有之，但于今为烈。比如，之前媒体报道的南京大学那位梁小姐（注：曾任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的梁莹，因涉嫌学术不端，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行政记过处分，调离教学科研岗位，撤销“青年长江学者”称号）可能觉得“青年长江学者”的头衔分量不足，运用“聪明才智”，把自己搞成了“中国知网”的黑户，结果“一举成名天下知”。

　　如今，梁小姐风头正劲，没料想杀出了个程咬金，生生地把梁小姐的风头盖过了。这就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双胞胎”博士论文，作者系出自同一师门的2005级博士毕业生张露藜和2006级博士毕业生王海虹。张露藜的博士论文题为《国家豁免专论》，王海虹的博士论文题为《国家豁免问题研究》，两篇论文的目录、正文、参考文献雷同之处甚多。萧规曹随，曾在历史上被称为美谈，但在科研领域中应该杜绝类似行为。如果还要任性，那么只能用法律“大棒”制止。

　　究竟谁是剽窃者，因两人系同门，似乎问题变得十分复杂。更离奇的是，剽窃者竟然在导师的眼皮底下溜之大吉。通常情况下，博士研究生在答辩之前，指导老师要签字！上学年学生答辩过的论文，第二年改头换面，又被另一学生送到导师的桌前，而导师竟然毫无察觉。导师倘若不是贵体欠安，患了健忘症，那一定是“合伙作案”？根据媒体报道，目前校方正在调查，相信不久就会水落石出。

　　剽窃为何如此猖獗？笔者认为，这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社会学家迪尔凯姆说过，促成自杀的个别原因是多式多样的，但群体自杀率却受基本社会事实的制约，自杀率只能从社会学角度加以解释。同理，如果社会上出现少数剽窃者，那多半是剽窃者自身素养存在问题。然而，当社会上剽窃者层出不穷，如过江之鲫，那表明责任不完全在剽窃者身上，也侧面说明社会治理方式方法亟须完善。

　　剽窃，实际上是弄虚作假，把他人的成果窃为己有。而弄虚作假也非学术界“专有”，商界弄虚作假成色更足。比如三鹿奶粉出事前还曾被国际某知名杂志评选为“中国顶尖企业百强”乳品行业第一名、长春长生生物出事前还曾被某质量协会评为“全国用户满意产品”。难度是环境使然，学界也不能免俗？

　　当然，学术剽窃者的出现还与以前信息不发达有关。没有网络，或者虽有网络但文章不上网，发现剽窃者比较困难，这使得剽窃者有恃无恐，玩出各种花样。就像此次中国政法大学出现的“双胞胎”博士论文，答辩后归档，束之高阁，很少有人见到，东窗事发的可能性很小。但随着科技的进步，硕博研究生论文上网了，相同的论文一搜索，李逵李鬼全在一起，发现剽窃就更容易了。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人们的思维方式、工作方式也快速变化。以前靠人工只能搜集到部分数据，现在通过信息技术可以搜集更多数据。这也为论文查重提供了条件。近几年，许多学校对学生提交答辩的论文都要查重，好多报刊编辑部也对要发表的论文检测，从而在一定范围内杜绝了剽窃的发生。

　　当然，制度建设是根本。笔者认为，和国外相比，我国对剽窃者的处理太温柔。同样是大学教师剽窃，国外若发现，教师饭碗难保，而我国不但饭碗无忧，有的甚至不作处理。比如2010年3月媒体报道的清华大学教授汪晖博士论文剽窃事件，最终就不了了之。因此，笔者认为，要使学术风气端正，杜绝剽窃，教育行政部门有必要立法，建立规范的调查处理程序。“非典”使我国建立了应急反应机制，目前学术界陆续发生剽窃事件，有关部门也应该建立严格规范的应对剽窃问题的机制。一旦发现学术剽窃，就应立即启动相应调查处理程序，否则，以渎职论。若确属剽窃，严肃处理，必须让剽窃者时时感觉有丢饭碗之忧，这样才有震慑力！如果没有原告起诉，那么检察部门也可以提起公益诉讼，让剽窃者既颜面尽失又在经济上遭受损失，还要承担法律责任。

　　杜绝剽窃，切莫轻视，此乃学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

　　（作者系《法律科学》编辑部编审、西北政法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