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断裂与少年越轨下的罪与罚

  编者按：日前，有媒体报道称，湖南沅江市泗湖山镇发生一起未成年人持刀杀害亲生母亲案件。死者34岁，被她正在读小学六年级的儿子杀死在自家卧室。该案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本报特邀学者探讨。

——社会治理角度看“湖南少年弑母案”

　　据《中国教育报》等媒体报道，刚上六年级的小学生吴某（12岁）在家中抽烟，被母亲发现后用皮带抽打，吴某不满母亲管教太严，心生怨恨，从厨房拿出菜刀砍向自己母亲。最终其母身中20余刀，当场死亡。

　　这不是国内第一起少年弑母案件了。2017年12月5日晚，四川省大竹县13岁少年袁某某在家中持刀将其母亲陈某某杀害，理由同样是管教太严。2016年9月，山东即墨市17岁少年用斧头杀死了自己40多岁的母亲，并将尸体埋在自家院子里的鸡圈。2011年3月，广东清远市14岁少年孟某因害怕母亲向父亲告发其偷偷抽烟之事，残忍地将母亲和妹妹杀害，还伪造成入室抢劫假象，蒙骗侦查。

　　类似案件过程大多并不复杂，但案件反映的社会问题引入深思。从这些案件中，大家可以看到社会结构的断裂：孩子和家长之间、乡村和文明之间、法律和社会之间的断裂，在青少年、儿童这个最脆弱的群体上，激发出了极端行为。

　　首先是孩子与家长之间的断裂。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单元，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但是在湖南沅江弑母案中，家庭在吴某生活中是缺位的。吴某的爸妈常年在外打工，一年回来一两次，他由爷爷奶奶带大，隔代老人带孩子只管吃饱穿暖，别的从不过问。父母对孩子并没有尽到抚养、教导义务。在发现吴某抽烟以后，他母亲只是用皮带抽打，缺少劝解与教导。可以说，对吴某的教育要么疏于放纵，要么流于简单粗暴。这使得他对社会规范、人伦关系缺少理解与认同。在案件发生以后，吴某承认自己错了，但认为并不是什么大错，声称“我又没杀别人，我杀的是我妈妈”。这说明吴某的社会化是失败的，他对整个案件性质缺乏最基本的认知。

　　其次是乡村和文明之间的断裂。随着城市化的推进，部分乡村在一定程度上日渐衰败，特别是乡村与现代文明之间的距离变得越来越远。按照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熊春文的观点，近几年农村地区出现了“文字上移”，乡村社会的文明元素越来越少。另一方面，电子产品、电子游戏大肆进入农村社会，填充了乡村文化的娱乐空间。但电子产品和电子游戏带给农村儿童的不是安静祥和的生存状态，而是漂浮、暴戾的负面情绪。吴某在9岁左右开始迷恋智能手机，常常窝在家里玩游戏。其母对吴某不满的原因除抽烟外，最重要的是整天打游戏。由此可见，吴某日常文化娱乐活动匮乏，周围社会缺少文明元素。他并不知道文明社会是怎样的状态，更不知道该如何安排自己的业余时间。

　　最后是法律和社会之间的断裂。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当前的法律体系并没有做好应对准备，缺乏严密的预防、惩戒、矫正制度。这在广东番禺韦某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2010年13岁的韦某将同村一名4岁男童杀害，但因未满14周岁依法不承担刑事责任。14岁时韦某持刀将人砍成重伤，因满14岁不满16岁被轻判4年监禁。刑满出狱仅三个月，韦某又奸杀一名11岁的女童。湖南吴某弑母案的处理过程出现了同样的困境。因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吴某被关押4天后释放，公安机关只是要求其监护人加强管教而已。吴某希望重新回到学校上学，遭到其他学生家长强烈反对后，甚至引发了学校和家长之间的冲突。

　　因此，笔者认为，湖南吴某弑母案再次发出警醒：家长与孩子之间需要沟通交流。父母是孩子第一任老师，家庭教育并非简单的管教，棍棒之下不一定出孝子，倒有可能出杀人犯，家长要学会构建温馨和谐的家庭关系，给孩子塑造健康的人格。留守儿童需要被纳入乡风文明建设体系。同时，对青少年行为的规范与约束，还需要建立预防、惩戒与矫正为一体的青少年法律体系，对于一些与社会现实不相符合的法律规范，要及时进行修改。只有弥合了这种断裂，少年弑母、少年犯罪的案件才能从根本上得到消除。

　　（作者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